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27)

二七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师是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一九五七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低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子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五。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子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井风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脸。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〇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唪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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