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23)_乔良

二三

　　※下卷论新战法

　　◎序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
　　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
　　——富勒

　　“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

　　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①。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②，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

　　【①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大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采访了一批美国军界要员。陈伯江问佩里：“美国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论上的突破是什么？”佩里回答：“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隐形技术。它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信息技术解决了士兵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要求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后面有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解决这一问题进展甚慢。最近10年，技术的进展非常之快，使解决这一问题有了革命性的办法。”（《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第11期，P44）作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的佩里，显然更愿意从技术角度去观察和理解军事革命。他无疑是一个军事革命的唯技术论者。】

　　【②《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在“军事形势综述”中指出：“1995－1996年军事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主要国家开始在质量建军的框架中，突出‘高技术建军’。”美国以实现战场数字化为目标，确立了高技术建军方针；日本拟定了新自卫队整备大纲，要求建立“精干的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德国提出“德尔斐报告”，谋求在8项尖端技术上实现突破；法国为提高军队“技术素质”，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国和俄罗斯亦有所动作；一些中小国家也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力图使军队的高技术水平“一步到位”。（《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只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③。

　　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

　　【③除了那种把军事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许多人更愿意把军事革命看成是新技术、军队新编制和新军事思想结合的产物。如，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中谈到，“所谓军事革命，就是在军事技术、武器系统、作战方法和军队组织体制诸方面同时而相互促进的变化，使军队的作战效能发生一次飞跃（或突变）”。（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军事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托夫勒把军事革命与文明的更替等量齐观，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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