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33)_徐一朋

三三

　　538团团长率主力出发已走出10余公里，奉命返回团部接电话：

　　“老庞，军转兵团电令，要我们师以两个团就地阻击敌人，你赶快带领部队返回！”

　　“根据现在情况，部队要很快摆脱被动，撤过马坪里布防，留一个分队边打边撤不行吗？”庞克昌在电话上谈出了他的看法。

　　“不行，你马上把部队带回来！”

　　庞克昌与赵佐端一起和就近的540团政委李揪召商量：上级总的企图是向北转移，180师已陷入不利处境，部队断粮几天，十分疲劳，调来调去更加疲劳，将可能陷入不拔，他们建议继续将主力北移，李懋召还提出，由他们540团担任掩护……

　　“我到师部当面给你汇报怎么样？电话上说不清楚。”

　　“不要来了，按命令执行。”

　　于是，已经出发10余公里的538团二、三营又调了回来，于26日拂晓才重新占领585.1米高的驾德山阵地。

　　但是，已经向马坪里出发的539团三营，因在行进途中失去联络，没有返回来和一营一起执行转运伤员的任务，而是在华川至马坪里的公路上与181师主力会合……这样，转运伤员的任务就完全落到了一营头上。转运伤员按预定路线由明月里出发，经过退洞里、悟月里、芝岩里，在马坪里交伤员，领粮食，任务非常艰巨，但部队毫无怨言。

　　25日黄昏后，539团团长王至诚和部队一起背、抬着全师300多重伤员，冒雨行军，沸晓到达退洞里。雨还在不停地下，部队继续前进。

　　王至诚带领部队行至梧月里时，突然接到了师长郑其贵发来的电报：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抢占梧月里要点布防。”

　　王至诚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担任掩护伤员转运的二营。

　　二营教导员关志超在梧月里南边山坯口遇见了师长郑其贵，他把裤管卷得老高，一手拿着电报，一手拿着地图，把地图摊在膝头上，指着当面的态势对关志超说：

　　“我们已突出30多公里，军通报东面有179师536团阻击由春川北犯之敌；西面有查五升副军长指挥军工兵营在上下红矿占领阵地，阻击由加平北犯的敌人。你们营把梧月里及东侧447.O高地控制住，掩护伤员北运……还可以派人到马坪里扛粮。”

　　关志超受命后，立即和营长马兴旺部署兵力，分配任务，控制要点，派人扛粮……

　　9时许，扛粮的人员返回报告：

　　“公路已被敌人控制，敌人坦克、汽车纵队已向马坪里方向开去！”

　　……此时的敌人，是以坦克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早已从两翼超过了抬着伤员徒步行进在大山中的180师。

　　26日拂晓，左面进攻的美7师已突破西上里、梧曰南里的179师536团一、二营阵地，进而占领马坪里，将180师与179师分割，并深入180师侧后，切断该师退路，前出到芝村里附近的方下桥，向史仓里、华川郡方向前进。

　　右面进攻的美24师已占领松亭里、滩甘里，并进至查玉升副军长带领军直侦察连、工兵营阻击的上下红矿附近场巨里继续北犯。

　　正面进攻的南朝鲜军第6师已占领鸡冠山，向北培山、驾德山推进。

　　180师被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陷入五倍于我的敌人四面包围之中——误入魔圈。

　　显然，60军根据志司指示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地区布防的计划已不能实现。

　　——现代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时机的把握是成败的关键。

　　25日晚，兵团给60军的命令是根据志司分析24日总的战场形势决定的，而当时撤到北汉江以北地区防御的180师已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25日，如果180师根据当时情况不再返回驾德山而直接移到马坪里和179师并肩布防，那么，180师不仅不会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而且对全局也会有利得多。恰巧，25日晚上，马坪里又是个空隙，这为后来由于失去联络没有返回而在华川至马坪里公路上与181师主力会合的539团三营，以及当晚通过马坪里与军主力会合的军务科科长张杰、直政处主任王一民指挥的师机关和直属分队脱离了险境可以说明。

　　这一次的变更命令，使180师失去了摆脱重围的一次良机……以后180师突围出来的一些指挥员意见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当时部队北移马坪里以北继续阻击敌人的方案，完全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和作战的实际需要，为什么上级却违背根据新的情况定下新的决心的原则呢？特别是师长则不看情况变化，不问作为一线指挥员的责任是什么，硬是机械地执行命令，为什么不敢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当然，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一个军事指挥员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以及他的远见卓识和必不可少的独特魄力……

　　＊＊＊

　　5月24日夜晚，当180师所有战斗部队火速撤向北汉江北岸突围时，在北汉江北岸的崎岖山路上，一行人却匆匆向南奔去。180师敌工科副科长陈子捷带领敌工干事钱国良，一名通信员、一名医生和两名翻译去适当地点释放战俘。

　　由敌工科副科长陈子捷一行人执行这个特殊任务，180师的领导是很放心的。敌工科是部队入朝后新成立的，副科长陈子捷和干事钱国良在这个新单位工作，热情很高。陈子捷带的两名翻译能力都很强，一名英文翻译廖运漳，是华西大学英语高材生，另一名朝鲜翻译金东木，是朝鲜族，战争一开始就人朝参战。临行时，还指派副排长樊喜贵带领一个警卫班护送。

　　在国外释放战俘，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可以仿效的先例。在朝鲜，这项工作是第一次战役以后就开始作的。第一次战役一结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就对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些想法向彭德怀司令员汇报，“为了揭穿敌人诬蔑我军杀害俘虏，以至挖眼睛、割鼻子等欺骗宣传，在其士兵中扩大我军宽大俘虏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我们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地决定，“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

　　但随后杜平考虑释放战俘，在国内作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在朝鲜作战就不同了，我军在和所谓“联合国军”作战，有好多个国家的战俘，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还有将来交换战俘的问题……但目前从军事上考虑，为使敌军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又必须快放，想来想去，主意难定，杜平又向彭德怀建议，“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彭德怀沉思一会对杜平说，“那你再考虑细一点，拟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

　　并向杜平交待要他负责把这件事办好，杜平很快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军委。第二天上午，军委主席毛泽东就发来了回电：

　　“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很快，杜平直接派人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战俘，其中美军俘虏27人，南朝鲜军俘虏76人，送到云山前线释放……

　　云山前线释放战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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