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14)_孙科佳

一四

　　“报告，”副官走了进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返回晋西北，路过此地。”

　　董其武听罢，放下笔墨，说道：“快做准备，我亲自去迎。”

　　董其武见到贺龙后，高兴地说：“虽分别数日，但如隔三秋，恳请贺师长在大武镇住上几天，小弟以尽地主之谊。”

　　贺龙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寻思：董其武乃山西国民党军事骨干，应与他们搞好关系，以利共同抗日。于是慨然答应。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属下设专宴为贺师长洗尘。还专门请来正在离石的战动总会主任、爱国将领续范亭和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辞刚结束，贺龙便端着酒杯笑着说道：“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要吃好啊，不要抢。”一语双关。董其武、续范亭、程子华等人皆心领神会，满座笑声不已。

　　闲聊中，董其武让副官拿来一个精制的小盒，然后打开，里面摆放着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枪。董其武笑着对贺龙说：“这支小手枪是我珍藏的心爱之物，特赠送贺师长以资纪念，请贺师长笑纳。”

　　贺龙接过手枪，打量片刻，连声说道：“好枪，好枪，我要用这支手枪多打几个鬼子，以表对董师长的谢意！”

　　席间董其武问贺龙：“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坚决？看看我们国军，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这是为什么？”

　　贺龙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嘛！连队里有共产党支部，班里有党员。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开会讨论一番，弄明白了，自觉自愿往前冲。所以，我们打仗，敌人连我们的一双草鞋也拣不着。”

　　贺龙还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战的情况。他告诉董其武，忻口会战时，他曾去过前线，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去过前线，多次建议阎锡山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是蒋介石、阎锡山一味消极抵抗，军事指挥上漏洞百出，否则日军进攻不会那样顺利。

　　贺龙走了，匆匆赶回晋西北。然而，这次会面却给董其武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后来，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平津战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作为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有第二区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直接委派县长。阎锡山还在晋西北建立了反动的群众组织“公道团”。这样，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摆在120师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会议”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120师内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带来了一定困难。

　　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义正辞严批评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指责国民党政府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

　　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离120师，去延安“学习”。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党内同志的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贺呀，要冷静嘛。”关向应走过来安慰着。他很理解老战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认为，借口将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不妥。

　　贺龙望着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贺龙喜欢直来直去，一贯反对那种内部互相争斗的倾向。早在苏区党内“肃反”时，贺龙就大声疾呼过：“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

　　后来贺龙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关向应望着贺龙那痛苦的面容缓缓地说道：“中央会理解你的，有机会，我要向中央说清楚这件事情。”

　　后来，毛泽东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那种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以及将贺龙调离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龙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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