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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兵溃黄河怒

  作者学术笔记摘录:

  “七·七”事变后,华北中日军队兵力情况:

  日军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7万余人。

  国民党第1、第2、第5战区之军队和中央军委会派出的直属兵团2个军,共为94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总计80万人。

  中日两军兵力对比为80万:17万=5.7∶1。

  当日军全面进攻华北时,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尚未形成,既没有建立起坚固的战略支点,又没有完成野战兵团的组建;指挥机关没有全面部署,战斗部队没有巩固的作战线;各战略区没有协同,各军之间没有配合;一切部署均未就绪,整个战线支离破碎。

  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华北战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近100个师,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陕北。

  盛夏的余热烘烤着大地。黄土高原上,一哨人马在荒凉的原野上飞奔。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扬鞭催马,率先急驰,几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马蹄声声,尘埃滚滚。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任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1个月前,7月下旬,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红军军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27、28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20日,贺龙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深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马不停蹄,直奔洛川而来。

  1937年8月22日。

  陕北洛川县冯家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人员22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关向应、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张文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肖劲光、傅钟、周建屏等。

  毛泽东环视一下在坐的中共核心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

  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4天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

  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此刻,毛泽东似乎回想起10年前的国共合作,仿佛又看到“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于是以坚定的口吻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报告,使会场活跃起来。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贺龙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左面坐着红一军团长林彪,右面坐着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

  林彪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红一军团是主力红军中的主力,挺进敌后无疑要作为先头部队来使用的。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式,林彪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十分明白,在领袖面前如果显示出远见卓识,那么就会使领袖增加不安全感。对于这一点,林彪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他曾公开反对过毛泽东,但既没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又在同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望。1935年红军长征伊始,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后来被军史界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之一。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在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多年以后,他曾对别人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林彪明确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稍有心机的人都十分明白:如果更换,进入决策圈的也许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由于当时林彪所提意见只是限于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况且反对毛泽东还不致沦落为“大逆不道”,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林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深刻印象。事后,林彪却后怕了一段时间,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不允许的。此刻,他沉稳地坐在那里,不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静静地思考着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作战思想,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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