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79)_刘泰

七九

　　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看到《五四指示》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开花结果。深知刘伯承此刻心情的129师参谋长李达去安慰他时，刘伯承正默默地擦着泪水。过了一阵，刘伯承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几岁，今年也不过36岁吧。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下会发生这种不幸的。”

　　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得知：5月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

　　当时彭德怀、罗瑞卿、左权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则向太行六分区突围。

　　为了使总部和北方局迅速摆脱敌人的包围，左权决定自己留下来指挥后勤人员突围。激战到25日下午4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而左权仍然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疏散。

　　这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日军飞机也在突围人群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

　　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不为所动，只是机警地转过头来看了看。当他看到两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慌乱跑着的女同志时，左权没有犹豫。他马上跑了过去，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又一发炮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但左权却再也没有起来。他头部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

　　左权牺牲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杀出重围

　　1942年5月10日，刘伯承得到人行第一军分区于5月2日发出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据敌工站2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沼守中将拟于5月份“扫荡”大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二、敌方己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大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

　　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月2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

　　果然，5月19日，日军开始了对太北的“扫荡”。

　　5月21日，刘伯承又接到陈赓、王新亭关于日军“扫荡”行动的急电：“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干人）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根据地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在这一消息的触发下，迅速地动作起来。正是刘伯承对上述两个消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处理，使129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取到了反“扫荡”的主动权。

　　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师师部原来的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

　　这支“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手任务的“挺进队”。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身队”参加太行山5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大川挺身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23日，129师师部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刘伯承和李达决定立即转移。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师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凡有关军事秘密和129师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防被敌探截取。

　　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后，又转而“扫荡”129师驻地，目标仍然直指首脑机关——129师师部。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129师决定将直属队分成前后2个梯队，成梯次配备，以免行动时挤在一起。

　　按照这一设想，刘伯承边看地图边进行布置：“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夜行晓宿，行动要秘密。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2个梯队都要轻装，把可带可不带的、笨重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包袱越小越好。”刘伯承部署完毕后，来到后梯队检查准备工作。后梯队都是机关人员，还有许多家属，既有妇女，又有小孩，其中有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刘伯承看着后梯队的“娘子军”，感到她们不仅是战友的亲人，而且是党的财富。他再三嘱咐带领后梯队的蔡树藩、张迁发，一定要保证后梯队的安全。

　　6月8日，部队开始转移。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日中午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

　　从张汉村再往前走，就进了涉县、黎城、平顺3具交界处。这里是敌人包围圈的结合部，离涉县、黎城公路己不远，如能在当天晚上穿过公路，就会脱离危险区。为缩小目标，便于应付突发事件，刘伯承下令，前后梯队拉开距离。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相反。从张汉村出发后道路越来越难走。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一路上，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

　　刘伯承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才走了几十里路，电子的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让大家打个盹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会返回原地吧？”

　　刘伯承的想法令大家叹服不已。出其不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往回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队伍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小道上转来转去，直到11日中午，才又回到张汉。

　　正当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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