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76)_刘泰

七六

　　7日上午，阎军援兵33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这时，师里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而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解围的33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决1旅与386旅立即迎战，围住了33军一部。

　　33军被分割为几段后，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但在129师的层层包围下，被围之敌插翅难逃。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阎军61军被围困，33军、19军受到重创，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

　　一般人只知道朱德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却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61军。”

　　朱德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锡山的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极不情愿地说：“在浮山。”朱德顿时严肃起来，说：“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

　　阎锡山的代表自知理亏，只好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

　　朱德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年我们双方代表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经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这是犯罪的，以后不能再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61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

　　朱德的命令传达到部队时，有些人还想不通，认为61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如果现在不歼灭它，日后还会来捣乱的。邓小平的一句话，使战士们明白了放人的道理。邓小平说：“这正是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正确央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但战士们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点。

　　1944年元旦，阎军又向俘山、义城地区发起了进攻，打头的仍是61军。曾经在129师面前一败涂地的61军好了疮疤，忘了痛，狂妄地叫嚣：“这次到浮山就不走了，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

　　因阎军赖着不走，并勾结日、伪军破坏根据地，刘、邓决心再次集中兵力赶走61军，以打击顽固势力。8月底，太岳、太行、冀南军区一些部队开始向浮山、义城地区运动，参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太岳部队为左路纵队，大行部队为中路，冀南部队为右路。

　　战斗从8月28日晚上12点开始。3路纵队同时向阎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386旅在白村歼灭了阎军72师师部和1个团，俘虏2000余人；冀南部队歼灭了来援之敌33军和19军共3000余人；太岳纵队也歼灭了61军一部。正当3路纵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之时，日伪军大批集结起来援助阎军，致使61军残部得以向汾河以西逃遁。

　　§敌进我进

　　针对1942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号。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刘伯承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台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

　　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

　　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

　　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

　　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

　　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