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72)_刘泰

七二

　　刘伯承在具体实践“三结合”武装斗争思想的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

　　刘伯承在游击集团的建立上动了一番脑筋。1941年5月，刘伯承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有力的斗争。建立游击集团的这一措施，体现了刘伯承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刻认识。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组织形式。村级以民兵的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于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地区基于团、营分遣到县，即是该县游击集团的干队。

　　这一严密、科学的组织形式，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在以后的反“扫荡”作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游击集团的同时，129师先后将新编第9旅、新编第11旅、决死第3纵队和新编第10旅等主力兵团与冀南、太行有关军分区合并，所隶各兵团改为军分区的基干团。到1941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整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那时，与“三结合”喊得一样响的是“三三制”。

　　1940年3月6日，为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权组织，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这一原则，应明确规定，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即实行三三制。“三三制”的实行，加强了各种力量间的团结，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

　　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组织落实，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文章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十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说到这里，邓小平意犹未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还批评了“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提出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提出要“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党”。温乐群在《邓小平之初》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未失去其价值，使人振聋发聩，倍感亲切。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扩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头。

　　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三三制”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争夺中间地带

　　对华北即将出现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敌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华北实际情况，于1941年1月6日和2月26日先后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明确指出：敌可能增加华北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国内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华北战局将比以往任何一年严重。要求八路军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敌人的侵害封锁，做好反“扫荡”作战前的准备等。

　　实际上早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所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就在谈及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指出：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

　　1.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3个至5个师团到华北来。

　　2.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虽然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后的日军的报复行为早有预见，但其来势之猛、程度之烈仍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日军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强化“囚笼”政策。在切断了根据地间的相互联系后，再对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所谓“边沿蚕食”，即在准治安区的边沿，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突然进入，乘游击队和群众暂时退出之际，迅速成立伪政权，待群众近回后，这一区域已由灰色变为黑色。所谓“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从效果上看，“边沿蚕食”对抗日根据地的威胁更大。

　　因此，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

　　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邓并彭左罗”的题为《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电报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当毛泽东将反“蚕食”与能否在平原生存联系起来后，“蚕食”与反“蚕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力主。在这里，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一军事斗争中的政治色彩。“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在理论上指导着抗日根据地在未来的斗争中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

　　基于“从政治上着手”的思想，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甚至“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

　　基于同样的思想，在敌对势力为主的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一切只着眼于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毛泽东的思路，引导着在敌后工作的干部开始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斗争。于是，斗争中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结合了起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了起来。实行封锁与“蚕食”的日军开始感到正在逐渐地被反封锁、反“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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