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36)_刘泰

三六

　　◎第五章　冀南平原造“人山”

　　※15.冀南剿匪

　　§陈再道惜别太行

　　陈再道知道自己要去开辟新地区，是1937年12月初的一天。临去师部受领任务前，陈再道心里是有准备的。陈赓早就给他吹过风，要他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

　　陈再道本不姓“陈”，而姓“程”。陈再道改姓完全是一场误会。

　　那是1926年的秋天，陈再道加入了农民协会。有一天，负责农民协会组织工作的王树声挥着手臂对农协会员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建农民义勇队，举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就到庙里去报名填表。”

　　报名的人很多，陈再道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负责登记的人例行公事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年龄多大？”

　　“17岁。”问过这些后，又问了一些诸如住址、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陈再道都一一作答。

　　让陈再道没想到的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程再道”被填写成了“陈再道”。

　　后来，当陈再道发现当初名字写错了时，“陈再道”已经被大家叫开了，要更正还要写报告。为了省却这些麻烦，陈再道就将错就错，程再道也就变成了陈再道。

　　这次接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离开129师和386旅，是陈再道抗战以来第二次产生“惜别的心情”。第一次是在129师刚刚成立之初。

　　改编之前，陈再道任红四军军长，改编后，红四军改编为385旅，而陈再道却调到386旅任副旅长。

　　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

　　改编时，我离开红四军，调到386旅（原31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红四军。这倒不是因为“官降三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缩编，军长当旅长、副旅长，师长当团长、副团长，团长当营长、副营长，甚至干部当战士，这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从我个人说，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官。我当战士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一点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和那条半截子的破枪换成新枪。当了干部后，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多打胜仗。更何况，许多勇敢聪明又很年轻的战友在我们前面不幸牺牲了。他们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尽管我一个军长当副旅长，但心里确实没有丝毫的计较，只是因为我和四军有深厚的感情。现在要离开四军了，真是舍不得，心里难过。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我想，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好受的。这次接受去冀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使陈再道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战友们去独立工作，在感情上确实有些依依不舍。到了师部后，陈再道见到了他的新搭档——李玉菁。李玉菁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熟悉情况的李玉菁一起工作，陈再道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在冀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想到这些，陈再道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幽默风趣的刘伯承在布置任务时也不改本性。刘伯承敲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陈再道回答道。刘伯承接着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给陈再道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刘伯承的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刘伯承并不仅仅停留在“完全有可能”的空洞的结论上，他还要拿出事实根据来告诉你确实“完全有可能”。

　　刘伯承拿出一张图表来看了看后，说：“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万至50万的样子，可以分布在整个华北，但他的兵力不够分配，这是敌人致命的弱点。如果敌人进攻冀南，我们太行这边就可以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当然，从刘伯承和张浩的话里陈再道也能体会到开辟冀南复杂的一面，困难的一面。刘伯承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

　　张浩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

　　一边是“不要出大纰漏”，一边是“要非常慎重”，接受任务后的陈再道还是深感“任重道远”。当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和复杂。复杂主要表现在力量的复杂上。

　　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并被日军占领，后因进攻武汉，冀南的日军大部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日军在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后又撤走的城市，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和大量伪军，成立“剿匪皇协军”、警备旅等。这只是力量复杂的一部分。

　　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地方官闻风而逃，整个冀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的各种武装，不管是土匪、游杂武装，还是会道门等，都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六离会、白极会、二夫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是力量复杂的另一部分。

　　唯一共同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冀南地区的老百姓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冀南的老百姓如久旱望云，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解救他们，安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

　　陈再道充分考虑了冀南军事斗争的复杂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除从769团抽调了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随同前往外，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因为骑兵可以在平原地区大显身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陈再道到冀南后的抗日活动，正是从解决土匪问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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