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5)_刘泰

五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月28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

　　8月10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月18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第2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月30日，八路军129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1937年9月，刘伯承率领129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129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这点。

　　七亘村第2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师渴望已久的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幽默的刘伯承看着地图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八路军的友军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

　　“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

　　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3.蒋介石·129师·抗日

　　§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

　　就在129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9月中旬的一天，129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40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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