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8)

八

　　我们在师里呆了两天。要想详细了解所有部队，这点时间当然是太短了。但总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泽将军分手后，我们便去看最近的几个喀尔巴阡山山口。我们要研究地形，参加奉军区司令员指令进行的一次试验，即坦克、机械和骡马牵引火炮、汽车、马车通过山路的试验，借助手表仔细研究它们通过山口所需的时间。

　　我们的汽车在曲折的狭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细雨和浓雾影响了我们的行进。仿佛连石头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转弯，汽车就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道路象一条蛇似的缠绕着山峰那长满树木的山坡。两边排列着高大的山毛榉，就象站岗的哨兵一样。

　　当出现哪怕很小一块肥沃土地时，偶尔能看见简陋的庄园，也就是小农舍和毗连着的生产设施。我们在其中一个庄园旁停下来，好让机器冷却，我们也借机休息一下。冷风吹得我们瑟缩起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们走过来，他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黑色羊皮高帽，庄重地问过好后，便邀我们“光临寒舍”。

　　我们走过长长的穿堂，迈过了门槛。屋子是由一个大房间构成的。在靠墙的一张长长的、胡乱钉成的板凳上坐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正忙于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抽烟，懒洋洋地说几句话。男人们穿着羊皮背心，腰间束着宽宽的皮腰带。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土布连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样穿着暖和的背心，但比较雅致，还有些装饰。腰带以下，还有前后两幅五颜六色的毛织裙子。

　　我们问了好。大家都欠起身，为客人腾出了板凳，男人们更起劲地抽起烟来。女人们忙着准备招待客人的东西。长桌子上摆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同主人们闲谈。他们的话语里，乌克兰和波兰的词汇奇怪地混用着。有时我们很难听懂彼此的话。于是，俄语说得很好的老头和他的一个孙子便赶紧来帮忙。

　　他们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战争（对军人还能问别的什么呢？）。我们安慰他们，现在还不必惊慌。老头年长的一个儿子惊奇地看着我们的司机泰然自若地和军官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便低声请他的父亲向我打听，这个士兵是不是我的亲戚。“上校大人”同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地交谈，使这个不久前曾在波兰地主军队当过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释，司机同我非亲非故。但我们都为共同事业当兵，因此互称同志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军纪呢？”这位原来的士兵忍不住问。

　　“在互相尊重和每个人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也要执行军纪。”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主人的小儿子更甚。原来他很快就要应征入伍了。他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天，因为他的哥哥曾多次给他讲过地主军队惨无人道的制度。现在小伙子高兴了。他提了很多有关我军士兵生活的问题。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指挥员吗？”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好好当兵，努力学习就行。”

　　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您好，骑兵！什么风刮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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