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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美英的政治分歧还表现在亚洲战后新秩序的规划上。罗斯福一心想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填补日本战败后留下的真空;而丘吉尔却坚决不愿看见这种新局面,英国强烈地反对中国在战后取得日本曾拥有的世界强国地位。英国认为如果让中国强大起来,就将使英国的旗帜无法永久地在香港上空飘扬。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nonny Eden)曾在筹备“三叉戟”会议上对罗斯福表示“极不赞成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窜。相反,他一直希望中国永远居于弱国地位,经常受着内乱和贫困落后的折磨”。在这次“三叉戟”会议上,宋子文曾慷慨激昂地强调各方执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收复缅甸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极端重要性,受到与会美国人的赞赏,而英国却不以为然。会议对“安纳吉姆”计划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议后,最终被撇在一边,同时也否决了英国提出“绕过缅甸,攻取苏门答腊(Sumatera)、夺回新加坡(Singapore)”的“长炮”计划。而以折衷办法,采纳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意见,改为实施反攻缅甸北部的“茶碟”计划(Sauey),由罗斯福、丘吉尔于5月25日联名致电蒋介石,通报“三叉戟”会议对缅战作出的如下决定:

  “一、尽先集中可用物资于阿萨姆、缅甸区域内,以建立(及加强)通达中国之地面设备,期于秋初达到每月10000吨之运输量,同时扩大阿萨姆航空设备,使达到下列目的:(1)、加紧在缅对日空战;(2)、增强(维持)美驻华空军;(3)、支持对华空军补给物资。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将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开始,中英军队,由阿萨姆分别经列多、英帕尔进攻缅甸;中国军队,同时由云南进攻,其目的在尽量牵制(及吸引)日本部队,保护对华航空路线;并作为打通滇缅路之重要步骤。三、以海陆军攻击缅甸海岸,其目的为阻绝日本自海岸与其北境前线间之交通。四、阻遏日本在缅海上交通。五、采取各种可能方法,用足够之武力、以获取孟拉加拉湾之制海权,除受时间及环境影响外,对于上述作战,并无任何限制,俾达到解救中国被围之目的。”

  这项决定虽然标榜其主旨在于“达到解救中国被围之目的。”却没有对“南北水陆夹击”和“占领安达曼岛、登陆仰光”作出部署,只是含糊其词地要求“以海陆军攻击缅甸海岸,阻遏日本的海上交通。”并未明确规定执行此项任务的责任者以及行动的时机和要求。很明显,这次“三叉戟”会议经过争论所形成的上述五项决定,其实是韦维尔在1942年10月27日向史迪威提出的“收复缅甸作战行动方案(“雷芬斯计划”)”的翻版。不但大大地缩小了“安纳吉姆”计划的战略目标和战役规模,而且也背弃了1943年2月9日中美英三国在加尔各答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从而大大削减了英军的作战任务。使收复整个缅北的作战任务,全部由中国驻印军和云南远征军独自承担,美国第10、第14两个航空队则承担着全部的对日空中作战和空中运输的繁重任务,而英军似乎成了旁观者。

  (4)、列多基地和公路的建筑与“克钦别动队”“加拉哈德”支队的组建。史迪威在1942年7月18日和29日,两次向蒋介石提出收复缅甸的三路进攻计划和西太平洋对日作战计划中,都选定英帕尔作为进攻缅甸的前进基地,其进攻路线则是沿着当时印度到缅甸的公路,经加里瓦进攻曼德勒,这是一条既成公路,交通十分便利。但他于10月27日第三次同韦维尔作进一步商议时,却遭到韦维尔拒绝。韦提仪将列多划为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基地,并规定中国驻印军自列多向东爬越那加山脉直趋缅北小镇新平洋[笔者注:shingbwiyang ,由列多至此约189公里,只有野兽的行经,却无人行之道路,日军司令官饭田中将称其为“无法逾越的绝地。”英国人也视为“天障”]。再从新平洋经过被缅甸克钦人称为“死亡之谷”的胡康和孟拱河谷,去攻取孟拱、密支那、八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接到史迪威10月27日同韦维尔达成的上述协议和史迪威于向蒋介石提出的《收复缅甸计划》,以及蒋介石于8月1日批准该计划并附加“三项要求”一并送交美国的全文,全部提交在华盛顿的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审议,一致决定将《收复缅甸计划》列为1943年必须尽快进行的对日作战行动,并定名为“安纳吉姆”计划。

  因英方只同意将列多作为中国驻印军的作战基地,而将英帕尔留给英军专用,故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路线就只能翻越那加山脉和穿过胡康、孟拱河谷,完全无法利用现成的印缅公路。因此就必须一面进攻,同时沿着进攻路线建筑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而且为适应增加中印空运量和加强对缅甸空战以取得制空权的需要,必须扩建印度阿萨姆的乔尔哈特等5个主要机场。经研究决定以惠勒少将为首负责列多基地及机场建设,同时由安鲁逊和皮可将军负责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建设。

  根据史迪威的报清,美国陆军部随即派出航空工程团和机械筑路工程团共6000多人来印度列多展开工作,接着又将中国在印度的工兵第10、第12两团派到列多归安鲁逊、皮可二人指挥,并雇用数万印度民工参加建设,还征用了许多大象和牛、马担负运输。与此同时对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的火车轮渡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火车运输能力及水运能力。从1942年11月开始在印度阿萨姆地区,特别是列多、卡图地区及几座机场夜以继日地施工到处是繁忙紧张、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史迪威也常抽时间亲临现场指导施工,其特别关注在列多以东卡图(Katu)的兵营建造。

  史迪威鉴于中印空运航线上飞机经常失事,飞行员跳伞后大多坠落缅北山区,急需建立一支活跃在缅北敌后的特种行动队进行搜救失事飞行员的工作。6月5日,他将刚刚被美国军情局派来重庆协助他工作的埃夫列上校(Col Medgar s·Evreux)、梅里尔中校和我3人派赴印度乔尔哈特,向英国远程突击队司令温盖特学习森林远程突击战术。

  早在今年(1942年)4月18日,温盖特来缅甸接管我于1941年12月创建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笔者注:英军接管后改称别动队]”时,曾要求史迪威仍由我去统领该队随其到敌后作战,史迪威没有同意,他让我向温盖特汇报该队的组建及战斗经历,我与梅里尔同温盖特有过“深夜长谈”,彼此互有好感。这次史迪威派我们3人到温盖特处学习他倡建的“远程突击战”,受到他的热情接待,立即安排我们3人分别编进各突击队,从队员做起,参加日常训练和战士生活,让我们亲自体验做一名突击战士必备的体能和战技以及掌握在绝地、困境中生活、生存并与强敌搏斗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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