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碑一九四二(22)_王楚英

二二

　　16日，前卫营（65团第2营）罗英营长决定在1448高地东北方的那姆卡河南岸宿营，并连夜抢建过河便桥，由第6连连长邱中岳率所部先行过河，于河之北岸占领掩护阵地，同时派兵控制1467高地。邱中岳是一个治军甚严，却非常关爱部属、且深受官兵信赖拥戴的连长，每次当连队进入休息地或宿营地时，他便站在路边，从头到尾仔细观察从他面前走过的每名官兵的神情与健康状态。他观察到战士杨一波、房子贺两人生了病，行动艰难，另发现2班战士柳如荫和7班副班长钱祚民两人不但满头大汗且气喘很利害，看来也病得不轻，他立即叫来名健壮的战士把这4人扶到宿营地，请来医生给他们诊治，4人的病情稍为舒缓。他自己还叫伙房给这4名生病战士熬粥喝，其爱部属之情如此可见一斑。

　　连日来，天气闷热官兵都在密林高山里艰苦地长途跋涉，密林中行军令人气闷、窒息难耐，兼之连日奔波，体力虚亏、饮食失常、抵抗力下降，易受疾病侵袭，各部队里已多有患病官兵，掉队落伍者不绝于途。军长杜聿明也罹病在身不能自主行动，被用担架抬着随队行动。罗又伦请示杜聿明后，决定在那姆汗河边休息一天，等候落伍官兵陆续回来。

　　当15日第5军抵达曼西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曾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要他同杜聿明沟通联系，约定地空联络讯号，然后转请驻在印度汀江的后勤司令俞飞鹏，请他派飞机向第5军空投食品和医药。同时要王叔铭在同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即向杜聿明转发蒋介石给杜聿明的电令：现正设法由飞机向你部空投物资，俟陆空联络正常即可实施。眼下你们行动不宜太急，可以孟关为总目标，或以塔曼堤、霍马林为次目标。可是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至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5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5月17日，第5军从1448高地北边的那姆卡河出发（此时，其前卫营则自那姆卡河北岸的1467高地出发），经过5天的艰难跋涉，于5月21日到达瑞敦及附近宿营。而此前的行程途中，竟然不见人烟，只有野兽相随，酷暑难熬，饥寒交迫。在这“瘴疠浮缅北，风云暗百蛮”之时，第5军官兵流离乌龙江之南，寄命瘴疠之地，风餐露宿导致疾病骤生，官兵纷纷病倒且致骡马倒毙。担架上的杜聿明深知全军命悬一线，心中泛起阵阵凄楚……

　　瑞敦是乌龙江南岸的一座小镇，沿乌龙江南岸经过杭巴（Howpa又称“项巴”）到隆肯，虽是羊肠小道，却是只需两日可达的捷径。由隆肯经南亚色（Nanyaseik）至索卡道（Nsawgadaw）为牛车道，也可通汽车，而索卡道则是孟拱至孟关公路上的险要关隘。隆肯到索卡道仅30多公里，一天即可抵达。由索卡道到孟关全是公路，徒步行军两、三天可达。只因日军已占领孟拱，如走索卡道到孟关，则需加强战备。不过走这条路的好处是不仅行动方便，而且容易获得食物，甚至有可能从英军遗弃的仓库里找到部队急需的生活物资。抵达孟关则是蒋介石15日电示的行动总目标。

　　蒋介石在15日的电报中，还提到将塔曼堤和霍马林作为第5军转进的第二目标，并明确指出：如隆肯至卡马因之道路已为敌控制，则只可先到塔曼堤、霍马林休整待机行动。

　　瑞敦到塔曼堤约90公里，到霍马林约150公里，其间只隔着一条乌龙江。那里遍山都是大树还有粗若大腿的毛竹，这都是做成木排或竹筏的材料，大军渡河绝无困难。而且史迪威一行115人已于5月12日从霍马林渡过了亲敦江［笔者注：亲敦江面宽1000米以上，而乌龙江面仅二、三百米宽，足见渡乌龙江要比渡亲敦江容易得多，而且罗卓英一行700余人携带着无线电台，已于5月18日顺利地度过了亲敦江入印］。另有孙立人新38师7000余人，都相继顺利而且是在未与日军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渡过亲敦江前往英帕尔南方小镇普勒尔集结。由此可见，第5军当时倘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以保全军力、保护官兵生命为根本，选择正确的行军路线，则可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蒋介石于5月18日电告罗卓英：准其先行入印。他虽未对杜聿明的行动做出新的指示，但是，此前他曾于15日通过林蔚和王叔铭相继电告杜聿明：要第5军以孟关或以塔曼堤、霍马林为转进目标，在该处待机。当杜聿明病重躺在担架上由士兵抬着随军部及直属部队于15日到达瑞敦时，5天以来因路险难行、酷热难熬，瘴疠蒸腾，疾患孳生、粮食告罄和人死马毙的情况便接踵报来，使他深为忧虑，也曾一度萌生过向霍马林转进，以便接受空投补给。但他仍然死死抱着此前蒋介石“要第5军回国，无令不得入印”早已过时的指示不放，在第5军万余官兵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必须立即抉择的关键时刻，杜聿明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行军路线，让全历经了一次死亡行军。

　　留在堪迪医院1500多名伤患官兵，见大部队已远去，他们成了被弃的孤儿，不但无医无药，伤痛日益加重，而且已经断粮无食，惟恐日军追来，被俘受辱，便不约而同地自求速死，于21日凌晨相继引火自焚，含恨而殁。这1500多名曾在战场上打杀过日军、立过战功的官兵，没有战死在日军枪弹下，却自焚于绝望之时，何其壮烈！何其悲惨啊！

　　杜聿明于23日到达杭巴时，惊悉噩耗，不胜悲切，猛然从担架上爬起来向堪迪方向俯首肃立志哀，其身旁官兵均泪流不止。但杜聿明仍没有从这1500多名伤患官兵，于绝望中引火自焚的惨烈事件中猛省，继续执行他效忠蒋介石而作出的错误决策，仍旧带领着官兵，从杭巴渡乌龙江向北从南山（Namsam）东侧经巴拉曼（Hpalamung）、乌卡家（Ukaga）、希朗（Xilang）、卡塔威（Kamtaiwei）向大洛盆地（Tairo basin）前进，于5月28日黄昏到希朗。29日凌晨，杜聿明指示给重庆蒋介石发电称：“职率军直属部队及新22师已抵希朗，因雨季来临，官兵饥寒交迫死亡日增，乞求行动方向。”30日，杜聿明率军部到达卡塔威北方1040高地，他立山冈之上、举目四顾，前面是奔流不息的千余米宽的亲敦江，东面和西面都是高山峻岭，大有身临绝境之感，他不禁低声地喃喃自语：“苍天何其无情，竟然是如此地绝我啊！”

　　杜聿明作为中国远征军副长官兼第5军军长，他曾经有好几次应当果敢地会同罗卓英和林蔚一道，坚决拒绝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以及重庆统帅部的不适当指示，勇敢地不计个人得失，为逆转缅甸战局作出正确的决断，采取明智的行动。可是，他深受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和“忠君”思想的影响，就使得他不敢坚持真理，而每每违心地屈从权势。这种事例在缅甸战场出现过多次，这使我在当时就为他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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