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暮之战(5)

五

　　§第二章

　　内罗毕在脚下猛然发动，迅速下坠；我们走到侧面，仿佛正乘在快速电梯上一般（当然，豆杆的确就是这个东西），看着地球滑向深处。

　　“他们就像蚂蚁！”里昂·迪克站在我身边咯咯地笑个不停。

　　“黑蚂蚁！”

　　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打破窗户把里昂丢出去。可惜，没有能够打破的窗户；同轿箱的其他部分一样，豆杆的“窗户”也是由金刚石复合材料制造的，它们被做成透明，以便搭乘的人能够观赏下面的风景。轿箱是密封的，不肖几分钟，这个特性就将非常有用，到时候我们将升得足够高，打破窗户的结果是爆炸式减压、缺氧和死亡。

　　因此，里昂将不会发现自己正忽然而意外地回归大地的怀抱。实在是桩憾事。从芝加哥开始，里昂就仿佛一只肥胖的塞满了香肠和啤酒的扁虱般贴上了我；我很惊讶，这样一位血管里流淌的半是猪油的家伙居然能活到七十五。往内罗毕的航班上，我把一半时间花在了听他放屁和阴森的关于殖民地的种族构成的理论阐述。放屁是这番滔滔不绝的独角戏中比较令人愉快的部分；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去买一幅耳机好欣赏飞机上的娱乐。

　　我本希望能通过选择头个离开内罗毕的豆杆航班来避开他。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放了一整天屁之后要稍作歇息的家伙。但我实在运气不好。与里昂和他的臭屁再共渡六个小时委实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要是豆杆轿箱有窗户、我又没法把里昂丢出去的话，我很可能会选择自己跳出去。我只好用唯一可能抛开他的方法来搪塞他，我说我必须去上个厕所。里昂嘟囔着表示了同意。我逆时针地在轿箱里闲逛，大体上是走向厕所的方向，但更主要的目的是看能否找到一个里昂无法找到我的地方。

　　这不是件容易事。豆杆轿箱呈甜甜圈的形状，直径大约一百英尺。甜甜圈中的“圈”，也就是轿箱中间的洞眼，大概宽二十英尺。缆绳的直径显然比这略微小些；也许是十八英尺，很难想象一根几千英里长的缆绳竟然只有这般粗细。剩下的空间由舒适的隔间和沙发占据，人们可以坐下聊天，还有些小区域为旅客提供视觉娱乐、游戏和饮食。当然，还有许多可以向外看的窗户，你可以俯瞰地球，平视其他的豆杆和轿箱，或是仰望殖民地的空间站。

　　轿箱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一个舒适的经济型旅馆的大厅，突然被发射上了地球同步轨道。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开放式的设计使得躲藏是个难题。航班并未满员；没有足够多的人群可供融入。末了，我决定在轿箱中心附近的一个售货亭给自己弄点儿喝的，这里差不多正好与里昂站立的位置相对。视线没法拐弯，因此这里是我能够躲开他的最好地方。

　　从肉体上来说，离开地球是件难过的事情，这都得感谢里昂的不知好歹，但从情感上来说却出乎意料地容易。离开前一年，我下定了决心，是的，我要参加CDF；接下来安排后事和与大家告别就只是例行过场了。十年前，当我和卡西决定参军之后，我们把儿子查理的名字也列在了屋主的名单中，这样他无需通过继承就能拥有屋子。除此之外，卡西和我别无长物，只有那些在人生中累积的种种小玩意儿。其中比较拿得出手的都被我在过去一年间送给了朋友和亲戚。剩下的就交给查理去操心吧。

　　与人离别也不是什么难事。人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可以分为几个层级的惊讶和悲伤，因为人人都知道参加殖民地防卫军意味着再也无法回归。但是这和死亡又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知道你还活在上面某处；他妈的，说不定一阵子之后，他们也会来和你做伴。在我的想象中，这和几百年前有人坐上四轮马车驶向西部有些类似。人们哭泣，人们想念他们，然后回去各忙各的。

　　言归正传，整一年前我告诉大家我要出发了。对于说些该说的话、了结些该了结的事情、化解些该化解的仇怨，这已是许多的时间。在这一年之间，我与几个老朋友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聊了聊，也最后一次揭开了几个老疮疤；基本上都是好结局。我甚至还为自己并不太在意的几件事情请求宽恕，其中一桩是和某个我不想与之睡觉的人上了床。但你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好给他人一个交待；你能让他们感觉好些，而且对你来说几无付出。我愿意为一些自己不甚关心的事情道歉，让地球上的人们为你祝福；而不是做个老顽固，搞得有人希望异形来吸我的脑髓。你可以管这个叫因缘保险。

　　查理是我最大的惦记。与许多父亲和儿子一样，我们处得并不好；我算不上最体贴的父亲，而他也肯定不是最有人生目标的儿子，他虚掷人生直到三十好几。当他第一次发现我和卡西打算参军时，朝我们大发雷霆。他提请我们记住我们曾经反对次大陆战争。他提请我们记住我们曾经不准他上街一个月，因为他去和比尔杨搞标靶射击，而我们觉得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来说实在有些古怪。

　　卡西的去世终结了我们的争斗，因为我和他都意识到争论的大多数事情已经失去了意义；我是个鳏夫，而他则是个单身汉，有那么一阵子我们就是彼此的整个世界。没过多久，他遇到了莉萨并且娶了她，大约一年之后的某个狂热的夜晚，他成为了父亲和重选的市长。查理是个晚熟的男人，但是结的果子不错。我和他有过一番促膝长谈，我为一些事情道歉（真诚地），也同等真诚地告诉他我有多么为他所成为的这个男人自豪。之后，我们坐在门廊上，喝着啤酒，看着我的孙子亚当在前院里殴打一只儿童简易棒球，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好长时间。分开的时候，我们怀着爱意互道珍重，就和理想中的父子一般。

　　我站在售货亭旁边，慢慢地饮着可乐，想起查理和他的家庭，这时我听见里昂的嘟嘟囔囔的声音，后面还跟了另外一个声音，又低又尖的女声，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我忍不住越过售货亭看去。很明显，里昂正在堵截某位可怜的女士，毫无疑问，他又在把他那个被啤酒洗过的脑子里琢磨出来的什么白痴理论大讲特讲。我的骑士精神压过了我独善其身的念头；我出面干涉。

　　“我要说的，”里昂正在说，“是这事情明显不公平，你、我还有每一个美国人，都得等到老得跟狗屎似的才能捞到上天的机会，而那些印度崽子们却一箱箱地被运去新世界，他们能生多快就能走多快。那可是真他妈的快。真他妈的不公平。难道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不，的确不怎么公平，”女人回答道。“可是我觉得美国把新德里和孟买从地面上抹掉也不怎么公平。”

　　“我就是这个意思！”里昂叫起来。“我们用核弹炸了那些杂碎！我们赢了战争！胜利应该有奖赏。可你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是输家，但他们在宇宙里到处殖民，而我们能上天的唯一机会却是参军保护他们！请允许我这样说，但圣经上不是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吗？我要说的是，输掉一场他妈的战争应该让他们学乖点儿！”

　　“我认为你把这句话的意思弄错了，里昂，”我走近他们，说。

　　“约翰！看，明白我的人来了，”里昂朝我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女人转过来面对我。“你认识这位先生？”她问我，说话中的潜台词是说，如果我认识的话，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我们在去内罗毕的路上遇见过，”我说，很绅士地挑起一边眉毛，暗示他并不是我挑选的旅伴。“我叫约翰·佩里，”我说。

　　“洁希·冈萨雷斯，”她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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