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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

【附录：我写“我们的歌”——兼答读者】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完了“我们的歌”。对我来说，这一年的生活颇不寻常。 　　我非“纯写作”之人，在我的环境中，偷点空出来写稿爬格子，算得是豪华的事，一个身为妻子及母亲的人，更无权为小说情节的起伏，时悲时喜，影响到全家人的情绪。可是写这么长一部小说，还叫我过得平平稳稳，没事人儿一般，饿了就吃困了便睡的话，我又没那本事做得到。所以这一年彷佛比往常的一年长了许多，过得我又疲惫又吃力，除了为尽主妇之责文思时时被搅乱而痛苦外，总觉得被一股巨大的压力压迫着，直到最后一批文稿寄出去，才“痛苦与压力全消，快乐与轻松齐来”。很多文人喻写长篇大论的文章为像女人生孩子，我认为这种形容确实入木三分、贴切极了。只有母亲用血肉、爱心、辛劳、孕育她子女时的微妙感觉，才能形容出一个作者用耐心、毅力、血汗、思维、去创作他的作品时，那种有苦有乐的复杂心绪。 　　这么长的一部小说，不管好坏，都没人敢问津，这一点绝不是我信口说瞎话，报纸副刊或杂志的编辑先生们都会承认是事实。而且据说：差不多的报章杂志都有自己捧出来的一群“班底”、外来的和尚休想念经，就算幸运的做了“圈里人”，要想发表一部二三十万字的小说也不容易，更遑论五十多万字了。 　　虽说道听涂说不可信，但已足够挫人志气，何况我不是没尝过个中滋味的人。当我动笔写“我们的歌”之始，心里就泄气的想：我既不属任何派、也不认识任何一位文坛有力人士，费这么大的力气写，写完谁给发表呢？没想到，把故事大纲和初稿完成的一小部份寄到中副编辑部不久，就收到夏铁肩先生的信，他说：“这样的一部小说，正是我们需要的，请尽快写完，让中副来刊登它。” 　　有了这样的鼓励，我写起来就格外有劲了，写完第一部份（约全书的三分之一）寄到中副，夏先生立刻就决定连载，从去年四月二日起、至今年四月止，足足一年余，“我们的歌”每天在中副与读者见面。 　　在国外的人常说一句话：“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央日报。” 　　这话说得一点不夸张，在我们直接或间接认识的国人中，很少有不看中央日报的。因为中央日报的散布面广，“我们的歌”读者自然也就多。使我感到安慰和荣幸的是，我的“苦”并没白吃，这部小说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引起极强烈的反应。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没有能比作品被读者接受，得到共鸣，更快乐的事了。 　　一位此地的留学生告诉我，他的一对居住在美国的朋友夫妇，因为每天看“我们的歌”，便不由得对欧洲产生了无限的遐思，认为比美国富有诗意和情调，特别是故事的发生地慕尼黑，更使他们向往不已，觉得非要身临其境，体会一番不可。于是真坐着飞机到欧洲来了，他们不去伦敦，不去巴黎，一来就去慕尼黑，在玛琳方场上看了市政府老房子上的钟楼、又到地下市场“啃大饼”，参观了古老的大学校舍，再在露帝维西大街上荡漾一番，然后到英国公园，走过碧绿如茵的大草原，观赏伊萨河的缓缓长流，和小湖里的大天鹅野鸭子，最后才到中国塔下，聆听风铃响……另位朋友说：他远住在南美的亲戚，因钦佩陈家和的精神，大老远的来游欧洲，到了风光明媚的瑞士，不去观赏风景，却到苏黎世的老城区绕圈子，为的是找“亚洲手工艺品社”。 　　除了听到好几桩这类感人的故事外，我还收到许多热心的读者们的信，有的询问情节的发展，有的探听结果如何？有的贡献他们宝贵的意见，有的只为致送单纯的祝福。 　　令我万分惭愧的是，对于这些爱护我的读者们的信，我竟是几乎一封也没回。但我要解释，没覆信，并不表示我不重视读者，相反的，我感谢读者的关怀，重视他们的意见和感受，从其中得到共鸣的温暖。没回答，只因极简单的现实问题，我太忙，而且忙的大半是跟“文化”没多大相干的琐琐碎碎，平日能用来写文章的时间就不多，给家人父母的信，差不多已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情形，至于其它的信，纵然想一一回复，也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可告慰于心的是，每一封读者的信，都曾反复的仔细读过，每一点读者的问题和意见，都用心想过。 　　有读者问我：“你基于何种动机要写这样一部小说？是谁要你写的？”或：“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何以你书中的人物，大多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既然题目为‘我们的歌’，为甚么后半部提到‘歌’的地方并不多？”也有人问：书中的男女主角，何绍祥与余织云，在性格上和观念上都有瑕疵，不足以做完美的典范，为了甚么原因要这样创造他们呢？特别是像何绍祥那样优秀的学者，在人格上会有那样大的缺陷，岂不令人遗憾！有个读者躭心的道：“书中的若干情节，会不会把西方人的优越感暴露得太过份了？”而绝大多数的读者，关心的是全书的结局，特别是对江啸风这个人，投注了无比的同情，说“简直为他着了迷”、叫我给他安排一个美满的结果，不要让他的命运太悲惨。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些读者，认为我替他们说了他们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总之，读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了不同的反应，而无论是那种反应，都给了我极大的愉快，并乐于回答。 　　我从不否认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我想，做个民族主义者并不是坏事。世界大同、四海一家，自然是我们一向追求的至高至美境界。只是，到今天为止，似乎还没能达到那一步，事实的趋势证明，并不是我们想跟人家“大同”就“同”得了的，要与人家“同”，先得本身条件够，在这里我借用一句名言：“先有民族主义、后有世界主义”，一个民族如果要获得其它民族的尊重，她不但要坚强完美，还要保有她的性格和特色，而且必得是真正的她自己。我们要跟得上世界潮流，但不必丢弃自我，该吸取西方的优点，但不可不问好坏，胡乱的东施效颦。一个民族如果连本身的文化和特性都不坚持的话，那么她赖以生存的依恃是甚么？如果别人尊敬我们，必然是因为我们自尊、自强、自信，是真正的有着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而不是因为我们对别人盲目崇拜，擅于模仿，总跟在人家背后跑，忘了自己的来路。 　　我的想法如此，由我笔下创造的正面人物自然也是如此，不过，我要说，“我们的歌”里民族主义的色彩，是来自中国人对他自己民族根深蒂固的爱，而非由于对其它民族的恨，他们要做的只是强化本身，不是毁坏别人。至于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可说非常单纯，既没有那个人叫我写，也不为甚么实际的目的而写，唯一的理由是我想写。想写像“我们的歌”这些内容的一部小说的动机，已在心里存了很久了。 　　很多名作家都认为文艺创作该“为艺术而艺术”，只需表现作者个人的感觉和感情，玄妙的文字技巧和结构形式的创新，不必负有社会责任。可是我认为，在今天的情势之下，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中国人，如果还能心安理得的躲在文采宫中，吟风弄月，编织只属于他自己的梦的话，这个人的修养必定是已到了成仙成佛的境地，不是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能做得到的。文学反应时代，甚么样的时代产生甚么样的文学作品，虽然我的作品称不上文学，但一部五十多万字，砖头般厚重的书，若不是要表现一点甚么，仅“为艺术而艺术”的话，我是不肯费那么多功夫和笔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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