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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


  梁君美唱得动情,看样子就要声泪俱下了。而织云听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到底那歌词指的是甚么?何以她如此悲伤?她足足听了两小时,心得是:歌词姑且不论,光听这些曲子,就能使鬪志最强的人也昏昏欲睡。现在她算真的懂得了,听到了,看到了,甚么叫靡靡之音。这种“音”里充满着世纪末的颓废,这种“音”使人麻木衰疲,看不到人世的光明和爽洁,这种“音”的最大功能,是刺激起人类最低下的意识,使人萎靡、堕落、犯罪,而最可怕的是,这不是中国的“音”,中国是个稳重而渊博的民族,从来没有过这种低俗恶劣的乐曲。

  这种曲子,是从低劣的西方和日本流行歌曲中抄袭来的,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迷魂汤”,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唱这种歌,听这种歌的话,这个民族还能保存阳刚之气吗?还能激起甚么自尊自觉的高贵情操吗?还会使她古老渊博的文化不受到损害吗?可是问题又来了,中国人既不要这种低俗丑恶的音乐,那么高雅美丽的音乐又在那里呢?自然、高雅美丽的音乐有的是,贝多芬、莫扎特、巴哈、海登……那么多的音乐大师,创作了那么多美丽的乐曲,我们尽可以演奏啊!可惜的是,那些大师虽伟大,却没一个是中国人,那些乐曲虽达到了美的极致,却没有一首是属于中国人、能表现中国人的感情的。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有世界上最智慧的人民,怎么会没有自己的音乐,怎么能不唱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歌呢?现在,就在这一刻,织云才真正深切的体会到江啸风那时候的心情,一个像他那样热情,感觉敏锐,思想深刻,用全心全意爱着自己民族的音乐家,怎么会不为这种现象焦虑,怎么会不倾着整个的生命,要创造“我们的歌”呢……

  “织云,是不是梁君美的歌和人都诗意?”唐伯母的话打断了织云的沉思,她差不多吃了一惊,勉强的笑道:

  “唔,诗意——”

  跟着吕唐两家,又有几家请客的。多半是余焕章和许墨林的朋友、同事,余太太的几个闺友王大姨陈三姨之流的。织云原不肯去,但经不住余焕章和余太太的“开导”,她又不愿顶撞父母,只好左一顿右一顿的吃,弄得胃已经吃不消不说,连跟自己的同学朋友通通电话的功夫都没有,而伴云的那个“他”,也始终没见到。

  那天听歌回来,织云就决定要见江啸风一面,她见他,不是为了追溯往事,不是为了叙旧情,而是要向他道出心中的话——推展“我们的歌”是刻不容缓的急务,中国人要唱出雄壮隽美,属于自己的声音。也要告诉他,如今她已深深的领悟了他曾说过的那些话:音乐不祇是娱乐,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性格。而中华民族的性格,绝不是哑巴式的默默无声,也不是东偷西挖,胡乱拼凑起来的“世纪末的吼声”,更不是只借贝多芬莫扎特撑面子,就能活得心安理得的厚脸皮。中国,这个民族,已经把声音埋藏了太久,她必得唱,唱出自己的声音,找回在十字路口踯躅徘徊的自己。就是那句话:“如果我们要让别人尊敬,必得拿出一个强而美的,真正中国式的中国,而不是跟在别人背后模仿的,失去自己真面目的中国。”

  织云已经想好了,她要用最诚恳的态度对江啸风说:

  “如果我能为创造我们民族自己的声音,尽任何一点力,做任何一点卑微的工作,我都会以最虔诚的心情接受下来。大江,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的已往。过去的,我们不必再去想,也不必再去提。我这样做,是受了良知的鞭策,为了我们民族无穷的未来,为了后来的中国人。身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有这个责任。”

  是啊!今天的她,早已不是那个在英国公园中和江啸风谈情说爱的余织云了,今天的她,在国外过了那么久无根的日子,受了那么久乡愁的折磨和外人的歧视,自我迷失的痛苦,今天的她,懂得了甚么是“大爱”,甚么是“小爱”,今天的她,有一颗爱国忧时的心,而不再是那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她不再怕见到江啸风,因为知道不会有旧情复炽的可能。

  回国之后,最扰乱她情绪的人,反而是何绍祥。

  回来半个多月,何绍祥写过好几封信来,她却只给他覆过两封信,因为赌一口气,也因为无话可说。何绍祥还是那个脾气,“含蓄”得让人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想些甚么?在织云以为,他们该算是闹翻了,决裂了。事实如此嘛!两人共同生活几年,从来没有真正的融洽过,而临走前那场争执,她把对他的不满,全用最挖苦的词句说了出来,她知道他的尊严受了很重的伤害,心里有些不安,但又觉得那些话非吐出来不可,心中常常会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矛盾。

  何绍祥的信,就像他的人一样,语言不多,说的无非是他如何忙碌如何得意,最近一篇论文如何被重视,开会讨论时如何被推崇等等,看他的口气,彷佛他们之间甚么事也没发生,和往常完全一样。最近的一封信上,他说克雷门所长的病需长期休养,必得提早退休,所以他代理所长的职务就要真除了,上面的公文这几日就会下来。他写的多半是他个人的事,并没问她和小汉思在国内如何?也并没有任何想念他们的表示,只问过两次他们何时回去?他要带着最美的玫瑰花到机场去接她。

  每读过何绍祥一封信,织云的惘然若失便增加一分,这个该与她彼此相属、苦乐与共的人,在她的感觉上竟是这样陌生,两人之间没有一点投契与了解,而未来的日子那么长,再与他共同生活下去,过那种闷死人的日子,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她觉得必得从那苦闷的生活里跳出来,给予生命新的意义,利用所学,做点想做的事。

  凌云多次鼓励她重新提笔创作,叫她以一个在海外中国人的心情,写出对祖国的期望,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这个题目多大呀!简直和江啸风推展“我们的歌”目标一样大。但是她不再怀疑,不再退缩。今天的她,看透了一般人眼中的荣华富贵,也厌倦了那种“洋中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忍受那些高鼻蓝眼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看“二等人”的眼光,能为自己民族尽任何一点力,做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她都乐而为之。

  织云已打定主意,不回欧洲了,她要跟凌云仔细谈谈,看她留下来能做甚么赖以为生的工作。使她为难的是,不知该怎样跟父母摊开这张留下来的牌。如果父母知道她要和何绍祥离婚,不定会如何的震惊、失望。而对于何绍祥,她似乎也不能就那么容易的下决心,虽说从没像对江啸风部样,如醉如痴的爱过他,然而,真要斩断那条婚姻的链子,却是难得不能再难的事。

  织云又陷在绝对的不平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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