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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手


  五、六年前,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台探亲,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到机场迎接我,独不见母亲。大妹淑敏向我解释道:“妈妈身体不大好,怕冷,这边风大,所以她没来。”

  刚踏上阔别十多年的土地,重见家人,老父白发苍苍,弟妹皆长大成人,已使我百感交集,听了这个话感触就更多,心想:“我真是离开太久了,母亲居然已老到这个程度?连风都怕了!”

  我们一行坐着车子,浩浩荡荡地回到家,一进大门,淑敏就叫道:“妈,你看什么人回来了?”跟着她的话音,我看到母亲双手掩面,嘤嘤地哭泣着向我走来。她身材瘦弱,鬓发全白,果然是老了,比我想象中更老。

  我扶着母亲的肩膀,说:“妈妈,不要哭……”一边拿开她那两只蒙着脸的手。

  母亲渐渐地止了哭,任我握着她的双手,同坐在沙发上,高堂老母久别重逢,我本来是要做愉快状的。但当我看到握在掌中的那双手,是那么枯瘦、僵硬、粗糙,手背上青筋暴露,是一双终生辛劳的老人之手时,就无法控制地流下泪来。这双手不单使我看到岁月的无情,为自己的远游异国十几个寒暑而惭愧——人生一共有多少个十几年呢!也使我猛省到母亲是如何地牺牲自我,为儿女家庭奉献了她的一生。而这双手更触及到埋藏在我心中的一个极美的回忆——一份属于我独自享有的秘密。虽然日子不停地向前奔驰,年代已经久远,那些可贵又可爱的往事,却一点也没在我的心中褪色,仍是那么生动,那么美丽。

  童稚年龄是人生黄金色的起点,新鲜、幼嫩得象从泥土里冒出的新苗,象从蛋壳里刚钻出的小鸡,成长滋润,全靠母亲无尽的爱。这个小生命的全部生活,也就是对母亲的依赖,对母亲的爱。这种爱是天下最赤诚、无私、洁净,最接近神圣崇拜的爱,所以它不衰不老,历久常新。在这样多年月以后,当我想起幼年时看母亲作画的情景,心中仍被感动充满着,仍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神秘的欢愉,眼前仍会出现那幅温馨的图画:北国温柔的太阳光,透过玻璃窗上薄如蝉翼的白色纱帘,洒在一张油亮的黑漆大桌子上,桌上有纸有砚,一个年轻的母亲拿着笔在画,一个小女孩坐在她对面,两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看。那个小女孩是我,作画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出身官宦之家,又是外祖父最小偏怜的女儿,未出嫁前,是个从未做过闲杂家务的大小姐。她的一双十指尖尖常戴着珠翠宝石戒指的玉手,擅长丹青。画画原是她们家的祖传“娱乐”,母亲虽未正式学过,因自幼随着外祖父涂涂抹抹,也自有一手功夫,画马象马、画虎象虎,特别是画花画鸟,风采神韵尽从笔墨中流露。母亲不但会画画,还会吹洞箫,吹出的曲调悠扬动人,在箫上按来按去的几个指头更好看。可惜的是,我祖上是淳朴农家,对于艺术向无修养,母亲在绘画和音乐上的才能自然也就无人赏识。那时候的女人好说话,母亲又是逆来顺受的性情,她也就不画不吹,在大家庭中做个勤勤恳恳的小媳妇。

  母亲重新拿起笔涂涂画画,是我三四岁以后的事。那时我们的小家庭在北平,家中的四员大将是父亲、母亲、大妹淑敏和我。虽说我们两姐妹,一个调皮捣蛋,一个刚学走路,轧手轧脚,摔倒了就大声嚷啕,在别人的眼睛里是两个装了一脑袋浆子的糊涂蛋,我们的父母可把我们视为珍宝,当做掌上的两颗明珠,而且有名为证,那时我叫爱珠,大妹淑敏叫禾珠。

  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幼稚园在那个年头也不象今天这么普遍,全北平一共三五个,据说最近的一个也离我们家好几里路。父母舍不得我去那么远,便在家里由母亲自己教。母亲规定我每天“描红”写大楷、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的话,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画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

  上次回来时,父亲听说我想趁机“恶补”一些国画的基本技巧,以能将来利用在我所学的美术设计上,便给我买宣纸、毛笔、颜料、墨和砚台等等,显然对艺术非常看重。可是在三四十年前,他的观念还没这么“进步”,那时他认为绘画是无啥用处的雕虫小技,对母亲的艺术天才也不觉得珍贵,在这一点,母亲自然不免寂寞。也因此,对于我特别欣赏她的画这一点,觉得非常安慰,很喜欢为我作画。但是她哪里知道,我不只是喜欢她的画,我更喜欢看她作画时的神情和那双动作优美的手。

  母亲作画时,脸上永远绽着一抹怡然的微笑,那笑容给我一种极和平、可依赖的感觉,她的那只握笔的右手,动作熟练,挥洒自如,又长又白的手指上永远有一枚漂亮的戒指做点缀,使那只手看来更美、更细嫩可爱。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浓妆艳抹过,手指甲上更没涂过蔻丹、她不烫发、不搽粉、不穿高跟鞋,可是别人都说我的母亲美,他们说她美得高雅、清纯、不带烟火气。这种说法,一点也引不起我的惊奇,因为我已经领会在先了,在那么幼小的童稚之年,我就以崇拜与爱慕的心情,欣赏母亲的那份韵致了。每当母亲与我对坐在那张油亮的大桌子前,她作画我静观时,无人会知道那是多么感动我的一刻,多么愉快的一种秘密享受。

  可惜的是,那段和谐美好的日子,被“七七”事变的炮声惊破了。在日本鬼子的追赶中,我们仓皇南逃,直到四川重庆才定居下来。

  刚到重庆的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地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饶得半边天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往日的安谧完全没有了。后来日本人顾首就顾不了尾,无能力再来轰炸,日子显得稍平稳些。然而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地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地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她再也没有闲暇和心情为我画什么。那双生成该拿画笔不该拿锅铲的手,便终日洗、浆、烧、煮、缝补、打扫、伺候孩子。

  长期的操作,使母亲那双美丽的手渐渐变了形,骨节长大了,指甲磨损了,皮肤粗糙了,手指变粗了,不复再是以前那副纤巧柔美的模样。可是,这时这两只手发挥了另一种神奇的力量,她为我们烧出可口的饭菜,织出式样新颖的毛衣,为我们做制服、补袜子。每当我看着那两只手快速地动作着,虽然不象幼年静观母亲做画那样,沉醉在一种无可言喻的美感里,还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有时我问母亲:“妈,你怎么不画画了呢?”母亲总隐约地轻叹一声,微笑着道:“现在还能谈到画画的事吗?等吧!等你们全长大了,我就可以有功夫画了。”当时我一点也听不出母亲话中的感慨,现在偶尔忆起往事来,才悟出母亲为她的艺术才能被埋没,是多么的遗憾。

  如今,我们姐弟八人,连最小的弟弟也长大成人了,照说母亲蛮可以在含抬弄孙之余,重提画笔以自娱,我在家信中也曾如此建议过,谁知命运竟无情到连母亲这个最后的机会也剥夺了。眼疾使她双目视线模糊,接近失明,连日常生活也感到不便了,哪里还谈得到提笔作画。

  母亲是老了,已是一位白发如霜、形容枯衰的老太太。然而,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在那份最隐秘的回忆中,她仍是世界上最美的母亲,她那双手,仍是最美丽纤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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