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云园(38)_施叔青

三八

　　之后，颇长的一段日子，云园的佣仆总会在夜深人静的窗边廊道看到黎美秀，她抱胸伫立，长夜不眠。黄蝶娘出生后，陆续不断有传闻说，有人亲眼目睹黎美秀不止一次出现在黄泥涌道的天主教坟场，她推开墓地沉重的铁门，在古木参天的墓园蹀踱彳亍，伸手抚摸镶嵌在大理石墓死者的瓷像。也在那个时候，传闻指证历历地声称，黎美秀遣了黄得云遗下的贴身侍女霞女，半夜到黄家钱庄暗处，披麻带孝，如泣如诉，施展法术魇死了朱融融，黄蝶娘的母亲。

　　我对诸如此类的传闻感到疑惑。身为信教虔诚的黎美秀，在她的信仰里，霞女的作法巫术与魔鬼无异，她会把霞女列为邪灵作祟的妖魔女巫，简直是异教徒邪恶的象征，是那稣基督拯救的罪人，黎美秀该避之惟恐不及的。

　　黄蝶娘把头摇得浪鼓似的，怀疑黎美秀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说了一辈子，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唠唠叨叨听她想象，到了施法约翰堂，以水当酒堂——这些圣迹，她会激动成什么样子。”黄蝶娘把脸对住我，咄咄逼人，“结果她去了没？”

　　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在我们家族的照片簿上，有一张黎美秀骑骆驼金字塔前拍的，她去了埃及、约旦旅游——”

　　“而居然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没有。她与那城擦身而过，跑到埃及骑骆驼去了。”黄蝶娘加重语气地说：“黎美秀口口声声她出身世代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五

　　距离上世纪末那场夺去无数性命的鼠疫八十六年之后，黄得云的孙子黄威廉头戴银白假发套，身披光熠红袍，胸前系着白缎的蝴蝶结，居高临下坐在高等法院的审判席上，预备一场发生在香港最古老、尊贵的维多利亚会所，受贿贪污的案件。法院的审判椅是依照英国法官的身高比例而制，椅背很高。身上只流着四分之一英国血统的黄威廉法官，坐上去，椅背空出一大截，更凸显了他背后上方高悬的狮子皇冠徽志，大英帝国在地球上最后的殖民地的标志。

　　港督为了顺应潮流，改变港府高官要员历来都为英国人垄断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后本土化的呼声中，相继有黄脸孔的政务官员出线。港督在司法人员叙用委员推荐的三位大律师中，圈点了黄威廉为殖民地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消息传来，华人律师界议论纷纷，港督圈选黄威廉效忠女王，应该是与他的出身背景和妻子是英国人有关。

　　没有人知道黄威廉怎么得到名叫伊利莎白·高贵（Noble）的英国女人。从黄蝶娘口中，我只知道，曾经使黄威廉倾倒于她的“高贵”姓氏的伊利莎白，是她父亲生命中的灾难。

　　除了偶尔到西贡马场去骑马会淘汰下来的老马，是唯一与她的姓氏贴切的嗜好之外，伊利莎白从不肯陪着丈夫聆听音乐会，流连艺术展览。她对网球等运动也不热衷。周末假日陪黄威廉到乡村会所，把太阳眼镜架在头顶上，坐在游泳池畔吃南洋鸡串沙嗲，任由丈夫驰骋球场。

　　“她从小生长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看过，有过。”黄威廉向他的太平绅士父亲解释，“不像我们要学习，样样稀奇！”

　　伊利莎白把丈夫摒挡在她的世界之外。每当她沉默不语，抽着她又瘦又尖的鼻子，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她。隔天眼圈下一圈青晕，睹气多久就浮现多久，做丈夫的诚惶诚恐，实在被问急了，伊利莎白才迸出一句：

　　“如果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道，我再提有什么意思？”

　　她不顾丈夫的乞求，继续驻留在不愿被了解的深渊。冷战持续着。伊利莎白在家里也穿皮鞋的脚后跟重重放下，用脚踵走路，双拳紧握，蓄势待发，只要黄威廉稍一不慎碰触到她，她会不惜一切的回击。

　　对她的丈夫来说，伊利莎白是个沉闷寡味的英国女人。黄威廉荣升为大法官后，伊利莎白竭尽所能地扮演称职的法官夫人。她楼上楼下重新装修，使屋子内外焕然一新，可容纳二十四个宾客的餐桌经常高朋满座。上桌之前，伊利莎白一个个私下委婉的叮嘱，席上请千万不要把“九七”香港前途谈判当做话题，法官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他所能负荷的。

　　吻别最后离去的客人，伊利莎白挽着丈夫送客的手很自然的松开，一前一后上楼走进卧室，分别在四根铜柱的大床两边躺了下来。夫妻同盖一床墨绿色的英呢毛毯，中央凹下去的部分是两个人缩不短的距离。

　　缩不短的距离在北京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逐日扩大。女首相戴卓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的重重一跤，使一切变得无可挽回。

　　伊利莎白要回伦敦了，这一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垂着眼睑，一字一顿地把她反复排练的腹稿困难地吐出来。左手按住胸，耸得高高的双肩圆垂了下来。

　　终于说出口了。

　　伊利莎白回伦敦后，中、英双方对香港“九七”前途谈判触了礁，陷入僵局。总督尤德宴请了十多位本港官商名流，到总督府试探民意，黄威廉亦在被邀之列。那是一个狂风横扫的夜晚，只身赴宴的黄威廉注意到奔波于北京、伦敦之间的港督，眼眶因过度劳神疲累而塌陷。去年尤德来港上任第二十六任的总督，几个月不到即碰上了“九七”问题，这位天性温和的职业外交官毫无选择的被安置在历史性的时刻，夹在英国政府和六百万香港人之间。

　　总督府长长的客厅，像一艘船。这一个暗涛汹涌的夜晚，十几位官绅华人名流领袖，一齐把询问的眼光向他投来。中、英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女首相戴卓尔夫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会谈的内容必须严守秘密，被放到谈判桌上的六百万香港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连港府最高咨询机构的行政局也无权过问，各界人士只好凭着自己的逻辑去揣测他们命运主宰者的心意：

　　资本家凭着前任港督麦里浩带回邓小平的一句“请投资者放心”，以为中国金钱至上；既然外汇三分之一来自香港，中国再怎么政治挂帅，资本家仍推测，谅也不致杀鸡取卵。

　　黄威廉司法界的同僚从法律观点来看，则认为既然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缺乏法律立足点，都是在枪嘴下签订的，中共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不存在“九七”界线。香港和澳门一样，可维持现状，等到中国认为收回时机成熟了再谈。如若英国坚持“法理”，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政论家们呼应这种论调，大声疾呼：忘记“九七”。

　　一觉醒来，“九七”问题依然存在。

　　总督府的客厅是一艘船，手持香槟酒杯的客人一齐把目光投向尤德港督，“掌舵摇橹”的是他。他们对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中感到既忧心又无奈。尤德总督不愿承受这些虽然焦虑，但仍然谦卑探询的眼光。他搔着每一回合的会谈下来，便使他的头顶更为光秃的头，回避到杯中的威士忌，心中琢磨以何种最技巧的方式，传达出英国也许已经无心恋栈，女首相考虑到弃船的决定。尽管在中、英谈判之前，戴卓尔夫人曾挟着福克兰战胜的余威，到北京断然宣称：“身为女王陛下的首相，我完全承担香港人的责任。”

　　言犹在耳。在考虑弃船的前夕，尤德港督的任务是打听试探港人会有何种可能的反应。他该发挥外交官的手腕，若无其事的周旋寒暄逐个客人试探，或者召来立法两局的议员，让他们当传声筒？无论是何种方式，他都可面不改色地去执行。职业训练使他浮游于人间的情绪、情感之上，只知一字不苟地转达上级的旨意。即使命令与自己的信仰相互违背，也照样执行如仪。

　　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尤德港督玻璃珠一样的蓝眼睛迎着投向他的目光，视线一碰触，对方立即诚惶诚恐地闪缩了，回到各自的圈子假装热烈的交谈。尤总督抬起下颚，不急不徐地问道：

　　“你们的最低要求究竟是什么呢？”

　　我走在中环的街上，与一拨拨叫做“表叔”的大陆人擦肩而过。他们穿着五十年代式样的西装，抬着政治劳动晒过太多阳光的脸，在中环闹市好奇的东张西望，对香港人鄙夷不欢迎的目光似是浑然不觉。

　　此刻，我与黄蝶娘还有她不知怎么拼凑来的剧场伙伴，伫立在皇后大道中的石板街。石阶一条条往上铺展，一路阴着脸的黄蝶娘，穿着一身从霞女时装设计簿中抄来的打扮，紫光绸荷叶袖双镶双滚的古风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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