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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好多年前，我曾在《达拉斯新闻》上，写过一篇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台北的感受，第一句话是：“每当我拿起从台湾航空寄来的《中央日报》细读时，目光总免不了被报纸下方的那幅华航广告所吸引，尤其是那句颇俱情感味的广告用语：“相逢必是有缘”。”可惜这十年来，台北全变了，华航因为飞安极差，已无人敢买它的机票。也因为连年的亏损，不得不变卖报社大楼抵债．我在台北的一星期，头条新闻是：高雄市民进党立委林滴娟在大陆被绑票致死；奥托台风登陆；美国股市一泄三百点；行政院长老萧累病住院；……台北的确变了好多：楼越盖越高；捷运开始良好运行；公园绿地成片地行成……，台湾的富足依然如故，而台湾人对参与民主政治的狂热，常常使人忘记台北林森北路那些热闹非凡的卡啦OK歌厅和摩肩擦背汗气腾腾的华西街夜市。也许有人会说：这并不是台湾的特征。我承认，但我就是忘不了这些弥漫着人类本质气息的地方。那种喧哗、那种诱惑、那一曲曲回心荡肠无遮无掩似说似诉的歌声和那一个个西装革履短衫拖鞋毫不在乎的讨价还价，无不掺杂着一种充满自由和谐的幸福节拍。写到这里，我耳边似乎又响起那首老歌：“台北的天空……” 当我乘坐舒适的长荣航空班机从茫茫的大海中搜寻到那个已去过多次的“宝岛”时，飞机已开始下降，当飞机在骤然加大的发动机噪声中，从清晰可见的公路边的房顶一掠而过时，面对灰蒙蒙的天空和积木一样的楼群，让我感到达拉斯真是好干净，好舒适，同时也好乡下，好土…… 上星期赴台应邀参加“世界华文作家第三届年会”，由于力霸企业集团王又曾老板的赞助，我们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都住在了圆山大饭店(房价六千到一万台币一天)。古色古香的圆山饭店原是台湾政府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和政要的地方，三年前的一场大火，几乎烧掉这座台北的地标，后由辜振甫接任董事长，耗资十五亿经数年整建，台北圆山饭店再现辉煌气势．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早餐，品种丰富，味道香美，是美国任何一家中餐馆所做不出来的味道．我的房间里有一个特大的阳台，面对淡水河，可遥望整个台北市区，景色极美．就在这个阳台上，我接待了许多的作家和诗人，把酒对月，谈笑人生． 报到的当晚，连战副总统在二楼举行欢迎酒会，几乎每个人都与集才、财二气于一身的连副总统碰杯言欢，连先生面不改色应酬自如，自喻文学家的崇拜者，展现谦谦君子之风．第二天一早，李登辉总统驾临，只见特勤人员遍布，各个深色西装打扮，手持步话机，如疾风般扫遍圆山饭店，好似电影中的镜头．开会前数十分钟，特勤突然要求所有的代表将照像机交出临检，与昨晚连战酒会的轻松行成鲜明对比．李总统照稿宣读三十分钟，虽然内容对作家充满敬意，不乏赞美之词，但显然事先没有准备，数度念错，引来台下作家窃窃私笑．在向文学大师林海音女士颁发“终身成就奖”之后，全体与会代表与李登辉合影留念．按会议安排，李登辉此时将离去，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对随从挥挥手，竟回到代表群中，要与每个人握手交谈．此时的李登辉与刚才讲台上的他犹如换了一个人，随和地与每个作家交谈，有些还能叫出名字来．我是第三次见到他，谢谢他还记得我是大陆学人．当天的晚宴由外交部长胡志强请客，为了表示其尊重作家的心意，当晚外交部十个司的司长全部出席奉陪．胡部长以自己当时在英国留学时，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回顾，用感人的语句(没讲稿)，对在座的作家如赵淑侠、罗兰等推崇倍至．而作家们则以志强老弟称乎这位才华横溢的台湾名嘴．对我来说，与胡先生在总统府一局副局长任内就认识，算是旧相识，他关心地问我这些年回大陆会不会有麻烦，对台湾年底的选举有何看法？等等……最使我惊喜地是见到老熟人原任休斯顿协调处处长的杨进添先生，他现任非洲司司长，他特地要我转告达拉斯的乡亲和球友，他非常怀念在任职美南时结识的老友：如牟呈华、谷祖光、张茂雄……等……他希望达拉斯的人到台北能与他联络，他一定尽地主之谊．就在我们谈论达拉斯的风土人情时，亚西司陈国璜司长说他也是达拉斯之友会的一员，他说不信你回去问问老侨们……。 我这次去台北，临行时受“北马南吴后援会”的委托，要面见马英九教授，当面将一幅签名旗交给他，真可谓任重而道远．因为此时的马英九，真是马不停蹄的时候，每天从早上七点到半夜都有安排，我在回台北前与他通了话，原本安排在八月一日晚见面，但由于我所坐的飞机晚点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我又要开会，只好请他的大秘吴俊德先生安排．吴先生原是《中国时报》的一支劲笔，后到海工会任高职，此次下海加入马英九服务处后，就没有过休息日．认识马英九教授是在十年前，那时他在筹组陆委会，同时在政大兼职．在台大法学院的一个有关大陆的讲座上，我主讲大陆的经济问题，他主讲大陆的法律问题．后来又在台北见过几次，今年他政坛失意，被我们邀来达拉斯讲演散心，我去机场接机及陪同全程，大家又重叙旧情．八月三日与李登辉合影后，我就偷偷溜出世华大会，驱车到济南路台大校友会楼下的咖啡厅与小马哥会面．一进门就见到他，他很感谢我从美国带来乡亲的支持和信任，说在达拉斯所受到的热情款待很难忘记．由于咖啡厅里当时坐满了党政新闻记者，我无法喧宾夺主地拿出旗子给他，只好坐下来听他主持记者招待会．马英九不愧是政坛精英，面对十几台摄像机和数十名记者，面对各种问题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吴俊德先生告诉我，他们早上六点就爬上阳明山参加一个康健活动，早上九点又赶到总统府前参加千人青少年直排轮比赛，马英九五十岁的人了，还要穿上直排轮鞋与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赛跑．中饭还没吃又赶到这里参加党政记者招待会，本想可以轻松地吃些东西喝喝咖啡，谁想到记者问题一箩筐，根本没有他吃东西的时间．等会儿他还要赶到闹市去体验台北的交通塞车状况，晚上还要去士林扫街拜票……。记者招待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记者们丝毫没有停问的样子，吴俊德先生几次打断要求停住，都被记者视而不理．最后在几位助选人员的前拥后护下，马英九才杀出重围钻到旅行车中．我们说好回到复兴南路一段215号的竞选总部，马英九要举旗摄影留念，以便我对北美的乡亲有所交待．但我们一上五楼的马英九竞选总部，他就被国民党在议会的几个人夺走了，总干事长要我先坐下，他保证负责安排摄影事宜．我借此参观了这间只有不到百坪的竞选总部．二、三十人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闷热无比，电话声此起彼伏，说话声辩论声糟杂一片．我非常不理解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党产做后盾，为什么连一个像样的地方都不能提供给它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我把我的疑问向坐在我对面忙得四脚朝天的小姐说了，她耸了耸肩膀说：“这话你应该去问党主席。”面对现任市长陈水扁优越的资源和丰厚的人脉，我相信年底的选战，对小马哥来说将十分地艰苦．十几分钟后，马英九从里间被七、八个人拥出，他和交通记者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许多，在门外等候的十几名记者已表现出不满的情绪．马英九见到我忙说抱歉，这时由秘书和总干事安排好的一位摄影记者堵住门口，挡住蜂涌而来的记者群，给我们俩让出一个很小的空间，于是我打开签名旗和马英九合影，他边照边说：“这下建军回去可以交差了。”就在我们照第二张时，一个人突然加入我们的行列，他说他也是从达拉斯来的．等我们照完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叫唐亢，据说在达拉斯住过很多年，现在也帮马英九助选．马英九临行前问我在圆山还住多久，也许再找时间聊聊．我这时已看过他这几天的行程，知道我们很难再找时间碰面，就说下次再说吧． 临回美国的前一个晚上，接到吴俊德先生的电话，说当晚马英九会在半夜十一点左右到士林参加一个活动，完后有些时间可以聊聊，他将来接我．可惜我当晚已安排了其它的活动，只好再次说下次吧．这次在台北虽然只呆了五天六夜，而且会议紧凑，但也抽时间见了一些旧友，大家不免谈起年底的选战．虽然民意调查马英九和陈水扁平分秋色，但仔细地观察，台北市民阶层对两位候选人的评价有很大的游移性．客观地说，陈水扁在市长任内，成绩大于失误，像扫黄，取缔妓院，拆迁违建，虽然得罪许多人，难道马英九为了选票就承诺不扫黄，恢复妓院吗？这涉及到政治家的道德形像．马英九最大优点是形像清新，廉洁奉公．但陈水扁具有同样的形像，只不过他台独色彩浓厚，不肯为国民党的国旗在市政府留一杆之地．如果抛开二人的政治理念，马陈二人都可称之为比较优秀的政治家．在陈水扁坐拥民进党百分之百的全力支持时，马英九如何争取国民党的全部的资源与支持，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国民党党内，确实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的现像，有些人骨子里与民进党的主张一脉相承，而这些人却又掌握着党内的许多资源，如果在这次选战中，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把这些可贵的资源，释放给他们自己的候选人，那种杀伤力要远大于来自对方的任何攻击．我在台北期间，曾与一些新闻界友人餐叙，如中广总经理李庆平、社长张作锦、发行人张宝琴、社长黄肇松、总主笔林圣芬、执行副总编杜念中、<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发行人吴阿明、总编辑郭俊良，也与国民党的干部如文工会主委黄丽卿、原副秘书长简汉生、文建会副主委吴中立等面谈，并请教学者如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台大教授明居正、新党周阳山、国民党戈永光等，对于年底的选战，我的感觉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苦战，任何一方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将前功尽弃．以海外侨胞的定位来看，最大的帮助就是回去投票和动员亲友投你所支持的候选人一票．民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有时一票值千金． 当然，做为生意人，免不了与客户或供货商有饭局．与一些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开怀畅谈，获益匪浅，使本人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对“台湾经验”这个词有了一个较广义的理解。虽然台湾政府在宣传“台湾经验”的过程中，将国民党开放党禁的作用描述得十分重要，但从与众多的中小企业家闲谈中，我深切地感觉到，台湾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完全是两千多万人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其中的艰辛和甘苦，正如山纹电脑公司董事长刘山根先生所言：“我们创业的过程是难以用文笔所描绘的，那种刻骨般的痛切与血淋淋的挣扎，令人不堪回首。” 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近年来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和肯定。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有很多研究报告及专着。以本人的观察和体会，归结起来，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所借鉴的有下面几点： 一．私有制度的确立与维护 正如一位经济主管官员所言：“过去四十年，无论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都有各自的经济发展，但是两者最终呈现的面貌却是完全不同：一边是落后与专制，另一边是富裕与自由。近五十年以前两岸均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但是五十年后的今天却有着悬殊的差距，这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私有财产制度。” 纵观台湾经济发展近五十年，从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到九十年代的高科技创业，政府始终坚持尊重保护私有财产，使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厂。此一符合人类本性的制度，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习性，是导致台湾这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由“恒产”而产生的劳作热情，是人性本质的正常表露。因为它促使并提供人们一个累积财富的机会，诱使人们产生创业的欲望和原动力，激发人们努力工作，从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虽然许多学者将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归结为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近五十年政治安定的局面，但我认为保障私有财产的制度远比一个执政党维护社会安定要重要得多。与台湾一样产生经济奇迹的还有亚洲其它国家。同样以经济发展称傲世界的韩国，政治社会似乎始终没有安定过，而前苏联和北朝鲜则表面上比台湾社会更安定。但前者由于保持了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因而经济发展的速度使后者望尘莫及。 举这种对比的例子，并非淡化国民党在台湾执政近五十年所作出的贡献。我也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府在经济上采取相当自由放任的政策和在政治上解除党禁、报禁是分不开的。这使得台湾第一流的人才可以在经济领域里充分发挥特长，也令中国人的勤劳勇敢、能赚会攒以及在经营中长袖善舞的本领，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同时也承认在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援、十大建设、外资投资条例的实施、和经济发展及激励投资政策的制订，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所有这些促进台湾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都是建立在私有制这一内在因素基础之上的，所以我认为私有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国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台湾国民教育的普及，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达，是每一个到过台湾的人共同感受。无论是在繁华的台北市区，还是台南的乡间小镇，台湾的补习学校之多，校舍之堂皇，无不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种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和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投入，使得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提高了整体的国民教育素质，而且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高科技研究和高水准社会管理人才。今天的台湾是世界上高等学位的拥有者占全社会人口的百分比最高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台湾的大学联考牵动无数颗心和无数个家庭，表现出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人们对学府的向往。台湾的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求学的精神令各国学子折服。这一切都说明了一点：台湾国民教育的普及，是他们能够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必要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既为台湾在过去四十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又为今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加速了经济的进步。同时，经济奇迹的创造吸引了大批学有专长的海外学人回国投入建设，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促使了国内教育水准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是导致台湾今天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肯定台湾国民教育对经济发展起良性主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客观冷静地看到在今天的台湾，国民教育普及过程中的某些缺陷导致了社会文明程度的低落。现代社会对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有三点认知条件：一是有稳固的经济成长，二是有良好的国民教育，三是大多数国民有较严的守法习惯。以此条件来套看拥有如此高的正规教育程度的台湾，我们不能不为她的某些社会现象而叹息。走在台北的大街上，从饭馆吃饭的大声喧哗，到红绿灯下的拥挤机车，无不显示出一些人几乎没有任何生活道德准则和守法概念，缺乏发达国家那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公众社会理念。在国民教育普及中道德法制教育的失策，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众多的阻碍。若不加以注意和修正，长此以往，将对台湾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 三．自由理念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发扬 在访问有关部门时我得知，台湾两千多万人口中，有两百万国民党员。但在去年的县市长的选举中，国民党只得到60％的选票，而只有数万党员的民进党却得到40％选民的支持。这说明了今天的台湾正朝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 在中国现代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被当作一对难兄难弟。记得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台中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大楼时，我几乎感觉是走进了大陆共产党某省委机关大楼：那种一丝不差的建筑结构和几乎一模一样的部门设置，甚至连挂在门口的小牌子都惊人地相似。但国民党政府终于明白了世界潮流的走向实际上和他们的三民主义理念是一致的。虽然这种自由民主理念的认识过程是艰难的，蒋经国先生和执政党都有过痛苦的经历，但他们却为今天台湾创下的经济发展奇迹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从另一角度而言，他们也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民主社会继续扮演执政党的角色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角色还能维持多久？国民党有一天会不会沦落为在野党？年底的北高两市选举结果，将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台湾经济的发展是自由理念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的结晶。新闻自由促进了执政党同企业及民众的关系。人们的不满得到充分渲泄，也使得政府不断修正和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从而避免了人民因不满情绪的积压而爆发的社会动荡。这一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行动，不但使国内政治空气趋于自由和谐，更重要的是使得千万个中小企业有了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信心。台湾经验的一个要素就是市场自由经济的主导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企业以自身利益为动机，根据市场的价格体系组织生产、销售和管理，以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扩大再生产，回馈社会。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产品、劳务的价格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经济资源由市场机能作最有效的分配。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其生产水平和社会需求由市场价格调节到最佳点。而政府则通过市场经济了解经济发展的需求，及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弥补市场机能时常发生的不足。这一点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写了这么多的题外话，最后才谈谈我此次去台北的真正目地：世界华文作家第三届年会．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作家这个行列，过去虽然写过许多文章，也编过报纸杂志，那都是与我所学的经济学有关的文章．写小说实在是近两年的事情．承蒙达拉斯地区华文读者的关爱和鼓励，更要感谢麦卓杰社长和林维珍小姐的大力帮助，使得《达拉斯新闻》上的连载已近两年．这次斗胆参加本次年会，不但面见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如：林海音、罗兰、郑愁予、赵淑侠、司马中原、施叔青、痖痃、张大椿、马克任、吴玲瑶、张凤、余渊若、寒川、许世旭、戴小华、蓝玉、古华、俞力工、丁果、张天心、任远、苏凡、夏祖丽、张至章、杨华沙等，而且还与台湾及海外的各大报副刊主编如的杨泽和焦桐、的田新彬和林焕章、<自由时报>的许悔之、的彭早慧、的张宝琴、<南洋商报>的王金河、的欧阳柏燕、的龚华、<美洲华报>的袁方、的潘郁奇、的冯强、的罗杰、的郭一鸣、的何亮亮、的宋淑慧、的叶中敏、的杨金权、的容耀群、<澳门日报>的廖子辛、的马耀辉、的陈铜民、<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潘正镭、的初晓等切搓投稿技巧．当然，开会时作家不分有名无名，一个个均正襟危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听来自大学的教授们品评自己的作品和别人的佳作．会下则还原自身本性，男作家喜欢聚堆大侃，从克林顿的艳遇到李登辉的举止，从美国的股市到台北街头的小吃，真是无所不谈，无其不侃．往往从楼下的酒吧侃到十楼的三温暖，直到夜深人静仍意尤未尽．女作家则对台北的夜市特感兴趣，每天晚饭后都有去华西街或士林夜市的大队人马．当然这些巾帼英雄们往往喜欢叫上一两个骑士做陪．我和许世旭教授就奉陪吴玲瑶、张凤等女作家逛了一晚上士林夜市，汗流如雨，舍命赔淑女．我临回美国的当晚，又被一群女作家叫去逛PUB酒吧，幸好我已约好其它的活动才婉拒了，否则不知要喝多少冤枉酒．世华大会的组织工作是一级棒的，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开会开得很开心很愉快，但秘书长符兆祥则忙得二十四小时团团转．为了让作家们吃好，他到处化缘，使我们能天天吃到两万台币一桌的大餐，比如“雪哈红翅”“雀含牛柳”等名菜，不但名符其实，而且极富诗意，且香脆上口，使作家们领教到中华饮食文化的精深和广博．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许多名作家(如罗兰、赵淑侠、吴玲瑶、张凤、古华等)的承诺，愿意到我们这个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达拉斯一游，为我们在本地开展文化推广尽一臂之力． 世华大会最后一天是萧万长院长宴请全体与会代表，面临即将到来的分离，感情丰富的流下了热泪，女士们相拥而泣，男士们握手道别，互祝珍重．我们都是一群海外的华人，虽然外表同是黑头发黄皮肤，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但离开故乡的时间有早有晚，且分散在全球不同的角落．也许社会地位千差万别，也许政治立场无法一致，但将这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渴慕，是对使用中华文化写作的热情与坚持．我们以文会友，不涉利害，无关名声，彼此关怀，相互鼓励，以在海外推展中华文化为终身之志．正如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宣言所说：“文学是文化的精随，更是增进彼此交流情感、交换思想的绝佳管道；白纸黑字虽然无声无息，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不亚于世上其它任何势力．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对华文文学的推广与中华文化的发扬，使全球华人彼此认同，作为进一步团结整合的基础，最终的目标，在于开创出共同属于全球华人的新世纪。”…… 从台湾回到美国，心中那种动笔欲，常常被脑子里一种怪怪的感觉压住。台湾的今天难道就是大陆明天的样板吗？尽管在国民党官员座谈时，他们毫不掩饰地宣传台湾经验对未来中国的重要性，但当你深层地了解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看到台北高雄那些高耸的大楼后面的真实之后，你也许会在我前面所提的问题后面再加一个问号。 其实，这种忧虑不光我们这些外来者有。一位由美返台定居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台湾人的不安：“台湾正从一个开发中国家迈向已开发国家的行列。面对国际情势迅速变化的种种冲击，近些年台湾居民有许多困惑和无奈，有许多彷惶和疑虑。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但是生活品质昵？我们的政治民主了，但是大多数的民意被尊重了吗？我们的社会自由开放了，但是社会的法制和道德规范又在哪里？！” 台湾有许多装饰亮丽的百货商场和各种世界名牌商品，又同时拥有无处不在的24小时牛郎店和令人恐惧的黑社会。台湾的报纸自由到大骂总统“阿辉”，但立法院十八般武艺都展现过的武打戏也让全世界观众跌破了眼镜。这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感觉。当我在制造世界名牌电脑的宏基企业和台湾工业龙头老大中钢参观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确感到钦佩，但当我目睹万华西区的残墙破屋和夜总会的小姐索欲无度之时，内心深处不免又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台湾人受教育的层次及普及程度，比之西方先进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对佛教、道家及儒家思想的崇敬态度堪称中国近百年来罕见，从金碧辉煌的佛光山到道气纯静的鹿港小镇，都无不浸染着传统遗风。但在繁华街头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境界：公众场所的大声喧哗，色情场所的一掷千金，新闻媒体造假煽情，不良官僚贪污受贿…… 在离开台北的前那个凌晨，我一个人漫步在被霓虹灯淹没的林森北路上，那穿流不息的人车，热闹非凡的MTV、KTV和钢琴酒吧，及一个个花枝招展、娇目四顾，不知是等情人还是招揽顾客的小姐，使我不禁想起了纽约的西四十二街和东京的新宿。同时，我脑海里还留存着中钢那令人心荡的轧钢机声、环绕故宫的绿色林涛和龙山寺里弥漫的香烟。任何人在这种心境中都会产生一种无奈感：对自己感知矛盾的无奈、对眼前既肯定又否定的无奈、惊奇与失望的无奈和喜欢与惧怕的无奈。 当飞机载着我从桃园机场跑道上冲上天空时，远远望去，在晨曦的映照下，台北的天空依旧灰蒙蒙地一片，无数坐楼房镶嵌其中，犹如一幅莫奈的印像派风景画．我耳边又响起了那首台商会的华侨们百唱不厌的老歌：“台北的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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