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异乡的赌徒(2)

　　十年前，二十三岁，正确一点推算，她十四、五岁即以“陈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发表在《现代文学》、《皇冠》、《幼狮文艺》、《中央副刊》和《人间副刊》。

　　严格说起来，它们苍白、忧郁、迷惘，充满了对生命、真理固执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达、洒脱不羁。

　　“出国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诗、书和文学了。等《中国饭店》写出来以后，一看，我就说，这不是文学。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变了，我所写的，不再是我过去关心的人生，现在所写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铺直叙述说生活。”

　　只是，笔也再没有停下。

　　生活，是一种更真实。

　　她想起在文化学院选读的哲学课程。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学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学，对我是一种浪漫的选择，当初以为它能解释很多疑惑，事实上，学者的经验并不能成为我的经验。”

　　她换了一个坐姿，抱着膝盖沉思。深蓝几何图案的地毯上，搁着烟缸、茶杯。书桌一角的台灯，洒下柔和宁静的亮光。

　　“我只能说，生活把我教育出来了，哲学是基础，人生，根本不能问。”

　　沙漠给了她答案。定下来后，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她开始对四邻产生关切：“以前的好奇还是有距离的。好奇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无知完全没有同情心，甚至觉得很好，希望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对一个观光客来说，愈原始愈有‘看’的价值。但是，后来他们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

　　不会再把邻人送来的骆驼肉偷偷开车到老远扔掉了，对于风俗习惯，也不再是一种好奇的观察。

　　“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不能理喻的习俗成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们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里，他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许多沙漠朋友问：“你认为撒哈拉怎么样？”

　　她反问：“你呢？”

　　“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重重的说着“最”，代他们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树？有没有看过花？你觉得怎么样？”她又问。

　　撒哈拉朋友说：“在电影上看过。但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沙漠的星空，我们的星，都像玻璃一样——”

　　撒哈拉人对这片大漠有着无比的热爱，她住久了，也有同样感觉。“想到中国，我竟觉得那是一个前世，离我是那样远，远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开放了。骆驼肉做菜，也发觉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事了。结交朋友，认识环境，《悬壶济世》和《芳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她告诉我，在沙漠里学到最大一门功课就是“淡泊”。（反过来说也许是“懒散”。）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名，也无所谓利；他们就是沙漠里的一种产物，跟沙漠里的一块石头，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

　　他们从不抱怨冷，从不抱怨热，也许知道世局，但并不关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撒哈拉人，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说，沙漠里，物资的需求几近于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们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对于回教的“律”却信守不渝。他们也没有看过繁华世界，有水喝，有骆驼肉吃，就很满足了。

　　“政治意义还是要被瓜分时才恍然觉悟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属于沙漠，甚至很有钱的沙漠人到德国留学，回到沙漠后，还跟我说：‘多么快乐，又可以用手抓饭吃了！’”

　　说这些话时，态度是专注严肃的，但是，她的笑声、手势、连带弹烟灰的姿态，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风霜的历练，似乎使她反璞归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哲学系三年级，她首次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到那里看一次，然后把哲学里的苍白去掉。”

　　终于成行了。

　　不过，今天的她仍然认为去西班牙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的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

　　“出国前，我的个性很不开放，始终所想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常想死，想自杀，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见别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这样也是健康的，并不肤浅。”

　　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下旋舞，毫无顾忌。她想，怎么会这样开放？恐怕自己永远也做不到。日子久了，习惯了，她感染了他们热情的天性，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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