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大胡子与我

大胡子与我(1)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的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的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抛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一个小孩子来抱着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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