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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〇〇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 Dieter Heckelma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〇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〇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的车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学术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认识德国,你们也真正认识我们台湾。郭教授后来一再提起,说我这一场订交演说得到学生的肯定,是个成功的开始。我赴德国前寄去三百多本台湾文学作品,全数捐赠自由大学中国文化系所,他们的图书馆做了一个印戳:“齐邦媛教授捐赠,1985”。

  我上课的教材以小说为主,有赖和《一杆秤仔》、吴浊流《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编的选集作品之外,还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译的作品,包括袁琼琼《自己的天空》、萧枫《我儿汉生》等。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上课时发一张授课大纲。我用英文上课,书名人名必须载明中译名。系里请讲师车慧文协助,必要时译出德文,讨论时用德文、英文与中文作为师生间进一步沟通。车慧文,东北人,二十年前在台湾就读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嫁给一位来台在师大语言中心修习中文的德国青年ErikvonGroeling,随夫回到科隆,但年轻的丈天意外死于手术台上,她辗转来到柏林,靠抚恤金独力抚育四岁和一岁的稚子。这样的生命历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间,课内课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马,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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