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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一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〇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一九七〇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一九五〇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一九六七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一九九〇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二〇〇二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〇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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