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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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