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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 Tilford)和孙宝珍(Mary 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〇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欢欣的热情,是我在日后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按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进入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我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〇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色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美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〇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交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我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妻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法,听着他们讲新品种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你“爱不爱台湾”?

  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刚过,突然传来校长汤惠荪先生,到南投县仁爱乡森林系的实验林场视察,登山殉职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顶时心脏病发,倚着宋院长,坐在林场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来,我每次看到惠荪林场已成观光景点的消息,就会想起他和末院长那些温文儒雅的早期开创者,也会想起台湾第一任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余玉贤先生。我刚去上课时,他是农经系讲师,娶了我最早的学生纪春玉。他们在为台湾农业奋斗的时候,会和我谈他农民十万大军的观念,谈他们为改良品种的水果命名为“蜜斯杨桃”、“杨贵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开创的快乐。当我看到美丽的行道树时,也想起他五十八岁与癌症奋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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