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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1节 台中一中

  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

  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长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外,九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很多,听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钟,凝聚学生的注意力,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 "groaning" ,"roaring" and "howl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 "over powering flood", "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 of the 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暑假之后,沈增文由美国回来,我代课期满,金树荣校长很诚恳地邀我留下专任,聘书是高中英文教师。似是命运给我进一步的挑战,但我必须评估自己的实际困难;必须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出国出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入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身体赢弱,无法应付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精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出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高水平功课外,高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吸那样的空气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按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点。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潮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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