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82)_齐邦媛

八二

　　▼第9节洒在台湾的汗与泪

　　五〇年代，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虽然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少数人也确曾幻想期待了许多年），而铁路运输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铁路局中级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战败遣送回去前，对一万七千位台籍员工说，台湾铁路六个月内就会瘫痪。那时火车进出车站仍靠站员挥动红绿旗，各站之间全靠列车长身手利落地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中接递臂圈，他们是“看火车”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局里下令电务方面研究科学技术设备以取代人力（那时城里的道路连红绿灯也不太普及），但是无人知道由何研究起。运务处长陈树曦是交大毕业。相当骄傲，他对于部下的口头语是：“你懂吗？”，提到了西方铁路有些已用CTC系统，但无人见过。当时大家默默无言散会。

　　裕昌回到台中后，心中对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车制（简称CTC）是电讯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国可以找到数据。我知道杨俊贤的哥哥在美国教书，也许可以帮我们寻找数据。那时极少人有亲友在美国，是今日难以想象的。

　　我写信给在台北的俊贤，不知杨大哥能不能帮这个忙？谁知两、三个月后，一个又大又重的邮包送到我们复兴路二十五号的门口，这个包裹开启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贤寄来的邮包装着十多本美国铁路协会出版之《美国铁路号志之理论及运用》，其中第四章即为CTC的详细说明及图表，共一百七十七页。在靡页写着：“谨以此书赠裕昌、邦媛以及思齐侄三周岁纪念。贻烈、俊贤，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书得来不易，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发展的新科技，台湾当年无法得知，杨大哥以学术研究之理由购得。

　　裕昌欢欣鼓舞地翻阅了第一遍，极有兴趣，写了些笔记，为了想深入研究。决定动手译成中文，可以归纳、综合，作整体了解。他认为我必定会帮他，所以将绪论、新设备目的、工作所需条件等叙述文字交给我中译，他负责技术说明、电讯线路、操作运转的重要图表等。每天下班后。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儿思贤十五个月了），我们至少讨论一小时译文，约半年，完成全书一六六页另加百多幅图表的中译。

　　裕昌去局里开会，得知局里已正式向美国铁路协会购得一套CTC说明。但不知从何着手研究，计划也无从做起，全部电务主管人员二、三十人都未受过全自动控制号志的教育，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据说战后日本国铁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装了一套半自动控车系统。韩战开始后，台湾得到一些补给的生意，岛内物资运往港口的运输量大增，铁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

　　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一九五四年后，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当时仍是单轨）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制部招国际标，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标，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动工前一年，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裕昌所译的《中央控制行车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简易手册，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Mr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可以对话”，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湾，对瑞典人来说，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具。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进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他说蚊子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 homesick"。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子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欢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子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