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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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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永恒漂流的父亲 我们搬到台中后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发生剧变: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太平洋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使台湾中立化。接着,美国海、空军及地面部队加入战争(汉城已陷落),抗阻北韩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进攻南韩。七月底,由联合国授权统帅亚洲联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受到极盛大的欢迎。他一年后解职回美时,纽约七百万市民夹道欢迎这位二次大战最伟大的美国英雄。蒋总统败退来台,困顿数年之后,又回升至反共盟国伙伴,不仅有了安全保障,也开始真想反攻了。那时台湾的人口一千万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厅统计六百三十二一万),一九五四年大陆人口统计有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后定都南京起即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受命去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一九五〇年年会,会后自我流放。转往美国在新泽西经营农场养鸡(至一九七〇年回台养老)。在他启程后第二天召开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全部摒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干部,代之以政学系或青年团部的人,选陈诚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正式登场。负责纪律、干部训练等忠贞、情报工作。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总统的领导权。 初到台湾时,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组织是“革新俱乐部”,约有一百七十人左右(东北籍立法委员来台的有三十多人),由陈立夫、萧铮、张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华及齐世英等人召开,以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为主张,希望国民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陈立夫流寓海外后,部外人士进入陈诚的内阁,专职立法委员的革新俱乐部成员,对于戒严体制的施政有时会提出一些批评。 一九五四年底,齐世英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令蒋总统大怒,开除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当时一大新闻,台湾的报导当然有所顾忌,香港《新闻天地》的国际影响较大,标题是(齐世英开除了党籍吗?),认为国民党连这么忠贞二十年的中央委员都不能容,可见其愿硕独裁,而蒋先生不能容齐,不仅因为他在立院的反对,尚因他办《时与潮》的言论较富国际观,灌输自由思想与国民个人的尊严,对确保台湾安全的戒严法不敬。 一九五五年元旦,电力公司遵照立法院决议。电价增加百份之三十二。立法院当然会通过电力加价案,那反对加价者齐世英的政治生命和当年老革命者的头颅一样,砍下来挂在城门上哪! 在家里,我那五十五岁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书、会客,客人少些。书看得多些。开会的时候,早上精神抖掷地搭交通车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那十多年间,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执勤”,家里没有小偷光顾。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过生意,也从未置产,幸而尚有立法委员薪水,家用不愁。我母亲随着他颠筛一生,清朴度日。 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国民党,在我父亲来说,那时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他自二十八岁以志趣相投入党,一生黄金岁月尽心投入,当年将爱乡观念扩大为国家民族观念,抗日救国,谁知胜利不过三年,失去了一切!蒋总统身边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东北独特的伤痛!齐世英一生理想岂是在这小长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他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委员长,终生称他为蒋先生,在《时与潮》上论政也对事不对人。他对多年政坛上的友情、义气、风范,仍很珍惜。他当年在沈阳同泽中学、黄埔军校、政校、警校、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到台湾来的不少,多在教育、党、政、军方面工作。我父亲与雷震、夏涛声、李万居、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高玉树等人聚会筹组新党,一九六〇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入狱之后。立法院革新俱乐部数十位资深委员共同公开表示“如牵连到齐世英委员。我等不能缄默,请转告当局。”也许因此保护了我父免受牢狱灾难。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梁肃戎在《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见《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中说,此举“表达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爱的节操,使人永世难忘。” 梁肃戎先生(一九二〇~二〇〇四年),二十四岁在沈阳秘密参加国民党,以律师身份掩护进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狱,幸两年半后胜利出狱,次年当选辽北区立法委员。不久东北沦陷,他带着老母幼子一家七口来台,与我父亲关系最为密切,政治牵连也最大。但他是位有情有义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坛重视的是出任雷震叛乱案辩护律师;虽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狱,但他在中外记者采访及有关人士百余人旁听的法庭上侃侃为自由人权辩护。写下台湾法制史的新页。后又慨然担任党外前辈彭明敏教授之辩护律师,并且协助彭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他为法制人权挺身而出的胆识与情操,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可惜彭明敏在民进党成立后回到台湾,竟然因为梁肃戎坚守国民党体制内政革的立场,而否认梁对他曾做有效协助…统独之辩起后,梁甚至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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