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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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