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62)_龙应台

六二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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