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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找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1943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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