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38)_龙应台

三八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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