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36)_龙应台

三六

　　§诗人拎起皮箱

　　——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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