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34)_龙应台

三四

　　§小城思索

　　——1——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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