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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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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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