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16)_龙应台

一六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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