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56)_龙应台

五六

　　龙：我倒从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陷入沉思）嗯……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

　　龙：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

　　龙：我想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

　　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

　　龙：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

　　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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