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23)_龙应台

二三

　　§回应与挑战：血，也是红的

　　孟祥森

　　读了八月二十九日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裸裸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因为赤裸裸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而不见，见而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的笑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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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黄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黄色都市”而非“红色”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还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过区区一个李再钤的区区作品而已，只不过区区台中市的区区中港路的区区两排行道树而已，重要的还在后头：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凤凰木统统砍掉，因为凤凰木这种树还像话嘛，从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么花也不开，偏偏开红化，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没关系），台南市半年，岂不成了红城，甚至红星城？

　　如果，红色真这么可怕，照这样推衍下去，还得把一千八百万人各个抽血换血，或发明一种“健康”漂白剂，把血漂一漂——因为血的颜色也是红的！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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