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11)_龙应台

一一

　　§回应与挑战：戴着面具读书

　　吴齐仁

　　龙应台小姐的《幼稚园大学》一文击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发了我个人四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想。（但这四点感想不全与龙文相关）

　　其一：我个人心中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觉得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脑海中曾洒下了太多的迷雾，这些迷雾有的是属于人生观的，有的是历史观的。或世界观的……不一而足。许多人年纪渐大以后，常要花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盖在他脑海的迷雾。本来，人所吸收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雾大多是来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了。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但如今“老师即真理”或“课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条，使许多人没有能力去鉴别什么是迷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去知、什么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务的机构派到高阶单位听一场旅美学人的讲演，那次演讲的内容之荒诞拙劣，演讲者态度之蛮横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却仍卖力地笔记着，事后还为我们归纳了两点似通非通的结论。他的勤恳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涂自己的眼睛。

　　其二：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是龙应台小姐着力特重之处，也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最大的隐忧。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小学上美术课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画苹果，学生正要拿起画笔，老师喊“停”！“照讲桌上的模型苹果画！”学生兴高采烈地准备动手了；又一声“停”’“我来教你们要这样这样画才行”。每次图画课老师都要叫停数次；躬亲指导每一个细节。后来他班上的一个学生转至他校，上美术课时，所有同学都热热闹闹地画起来了，只有新转来的同学静静坐在那里等老师宣布这一次应该怎样怎样画。这一个故事或许不全真实，但我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却可以证明这故事不是乱说的。

　　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利用它来提倡“传道、授业、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论调；事实上文明如果不是靠着薪火相传，人类就像被抛掷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从头开始。故我想表达的，毋宁是“传道、授业、解惑”该有一套适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际，过度保护，过度“提携”，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学生的脑袋弄坏（而许多人的脑袋确是这样被弄坏了的）。“庄子”“应帝王”里混沌被他的朋友们善意凿窍终至于凿死的故事，及孟子书中“揠苗助长”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极而流的，咀嚼之余，怎能不留意“凿”之过度，“揠”之过度的保护型教育对下一代的斵伤呢？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所谓自发，是要在一定的纪律内从事的，而不是要纵容甚至鼓励学生培养“作怪”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缩在老师身旁惊叹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却又要天天处理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觉吗？

　　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试，到联招，到托福、GRE……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应付”，所思所学与自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给朋友的信上说“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这段告白把与己不相干和与己相干的分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但相不相干，为“主”为“客”又不是以学科分的，有些人学了电机，并对电机生死相与，而有些人电机的知识对他还是像客人般的——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出路或时髦而学，换句话说：他是戴着面具在念书。近代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笔者对教育虽是个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变革牵涉层面之复杂及速度之缓慢（有时甚至是用“地质学”的脚步在进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又一年的重蹈旧辙，又不能不有“无力可回天”之感。而这篇文字，也正是这份无力感下的一点吐露耳。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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