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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的布


  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我们坐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服务生倒酒的时候,一只手注酒,另一只手弯在腰后,身躯笔直,非常专业。朋友看着杯里的红酒徐徐上升,感叹地说,“我记得,小时候,甚至一直到八〇年代,我们走过这个酒店,都还有自卑的感觉,不敢进来。”

  于是就谈起贫穷的记忆:陋巷里的家,家里拥挤不堪的客厅,塞满了塑料花和圣诞灯的组合零件。每一个拥挤的客厅里有一个疲惫的母亲,不停地在组合要销往西方的廉价装饰品。每一个疲惫的母亲脚边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上学。每一个孩子都记得,吃过教堂发放的奶粉,穿过面粉布袋裁成的汗衫,看过母亲四处借贷缴学费。香港人的贫穷记忆,和台湾人没有不同。

  每到星期天,香港的酒楼家家客满,但是客满的景象不同寻常,到处是三代同桌:中年人扶着父母、携着儿女而来。星期天的酒楼,是家庭的沙龙。桌上点心竹笼一叠一叠加高,参差不齐,从缝里看得见老人家的白发。我总觉得,或许是艰辛贫困、相互扶持的记忆,使得这一代的中年人特别疼惜他们的长者?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那昂首阔步走过半岛酒店、走进豪华商厦、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名牌的一代一一当他们是中年人时,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父母呢?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还是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的无聊?

  印度裔的作家Suketu Mehta在新书《孟买得失》里描写了这一代的孟买人:每一天,孟买的火车要承载六百万人次的乘客来来去去。贫民的木棚架设在铁轨旁,年幼的孩子从床板上爬下来,几乎就滚到了铁轨边。每年有一千个贫民窟的人被火车撞死。那赶火车上班上工的人,挤不进车厢,只好将身体悬在车厢外,两只手死命地抓着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电线杆离铁轨太近,火车奔跑时,悬在车外的人往往身首异处。有一个做手工布风筝的人,不忍见死者曝尸野外,给每一个死者捐出两码白布覆盖尸体。他每个星期四到火车站巡回,每一年,要捐出六百五十码白布。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赶车上工的人被火车抛下;旁边的人随便扯下一块脏兮兮的广告布,把尸体盖住。他觉得太过不堪,“不管信什么教”,他说,“一张干净雪白的布,是不应该少的。”每一年,四千个孟买人死在铁轨上。

  很多人的记忆中,是有铁轨的:德国人记得在民生凋敝的二战后,孩子们如何跟在运煤车的后头偷偷捡拾从晃动的火车上掉落下来的煤块。台湾人记得如何跟着火车奔跑,把火车上满载的甘蔗抽出来偷吃。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但是孟买人如何回忆铁轨呢?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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