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讲的话(2)_龙应台

妈妈讲的话(2)

　　2　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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