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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异乡(1)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围着方桌打麻将,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案:娭毑。】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像俄国话嘛!”

  【案:湖南十里九音。父亲记得的大约是湖南官话,儿子讲的可能是乡下土话,日子久了,听不懂,完全可以理解。】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他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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