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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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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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