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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统一的时候(1)


  跑车

  我们的旧跑车要折价卖掉。PORSCHE,形状古怪,像一只凶狠的牛头犬但长着腊肠狗的腿;声音野蛮,像豹欲怒不怒的咆哮。在我眼中,这不过又是一堆钢铁配在轮子上,但是行家告诉我,这种车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尤其是男人,平常也许唯唯诺诺、自卑自憎,一旦在PORSCHE的驾驶座上坐稳,敞开宽大的天窗,戴上深黑的墨镜,人,就变了。他潇洒自信,浑身充满个性的魅力,整个世界都在他掌握之中。车子优雅地在红绿灯前停下,他觉得四边八方的人们都以挑逗爱慕的眼光看着他。

  我们的车不贵,八〇年份的,只要一万两千马克,大约是廿万台币吧!

  广告刊出的第一天,电话来得特别早。一个年轻的男人,德语口音很特殊,迫切的心情更特殊:

  “我明天一早就来看车,请您无论如何保留给我……”

  是东柏林的口音,这是墙那边的同胞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年轻人在门口出现。夜里两点从东柏林出发,赶了六个小时的路,眼睛透着红丝。

  进来喝杯咖啡吧,东德的同胞!

  年轻人拘谨地坐着。他是一个农化工厂的工人,今年廿岁。月薪八百东马克,从前,等于两百多块西马克。七月一日两德货币统一后,八百东马克就换成八百西马克。但是,他要工作几年才能储蓄一万两千马克?这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哪来的钱?

  “不稀奇,”华德说,“很多人在西德有亲戚,很可能他分到了遗产什么的。以前东德人分到了遗产也不能享用,政府不准出来,现在统一了,钱都可以领出来用了。”

  距离七月一日还有两个星期,年轻人说,现在没有办法付您车款.您可不可以等我到七月一日?这里有一封我父亲的信。

  年轻人的父亲,竟然是东德一个着名的神学家,我们肃然起敬。神学家写着:

  我个人并不乐见东德的青年如此急切地抢搭西方的汽车文化和商业市场,我们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但既然卡尔意愿如此,我也尊重。

  在货币统一之前,卡尔将无法付您车款,我愿意以我的信誉为他作保——如果我的信誉对您有一点意义的话。由于两德的特殊情况,希望您给予卡尔额外的时间,让他在七月后付款……

  抬眼看看卡尔,他睁着稚气的眼睛,似乎有一点尴尬。当神学家父亲在书房里写这封信的时候,卡尔是不是背着手站在一旁不安地等候呢?东德的路况不好,又有时速限制,开这样一辆跑车,就好像把大白鲨养在池塘里头,而这个年轻人却以一个神学家一整年的薪资来购买,他昏了头吧?

  神学家父亲或许也这样质问过儿子,然而转念想想,由于这样一个父亲,这孩子受过多少苦呢?有着知识分子和宗教信仰者的双重背景,神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家乡是个“黑五类”,他的儿子因此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主义所亏欠于他的,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来偿还。神学家也别无选择。

  樱桃

  爸爸妈妈要到湖南去修祖坟,先绕远路来看女儿。来到六月的欧洲,苹果还青涩地挂在枝上,樱桃却已沉沉地垂下,红艳艳地满树招摇。

  似乎家家院落里都有株樱桃树,只有我们没有。其实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邻居,送来不同株树上的樱桃,用篮子、陶碗、盆子、袋子装着。

  樱桃得饱满丰润,得红里透着熟黑,摘了就得吃;过了水,隔了夜,就要烂掉。上午,爸妈就着邻居的篮子吃樱桃,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没地方了,”我说,“院子里已经有苹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妈手中捧着邻居送来的陶碗,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一棵樱桃!”

  晚餐后,爸妈托着邻居送来的木盆,边吃边说:“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我懂了。和对面的海蒂商量好,爸妈可以到他们的院子里自己去采樱桃。

  “真的吗?”爸爸兴奋起来,就要夺门而出,被妈妈喝住:“慢点慢点!你不是说要带樱桃去给湖南的亲戚吃吗?我们应该等要上飞机的当天早上去摘才对呀,现在摘,过两天都烂了。”爸爸想想,“对,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还新鲜……”

  他不安地踱来踱去,从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温水池游泳吧?好,可是别忘了星期六要采樱桃呀!

  爸妈,我们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来之后要采樱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树上的樱桃会不会被雨水打坏?

  你说,邮差来了,他说,对,他知道我们要去采樱桃吗?你说,吃晚饭了,他说,星期六要早点起床。你说,看看电视新闻吧!他说,还要带个梯子去,就怕钩不着。你说爸爸,马桶盖一定要盖上,因为你九个月大的孙子喜欢把脑袋塞进马桶里看水,他说,我知道,一定要带个大桶子去装樱桃。

  不管怎么样,星期六还是到了。好像还是正常人都该在床上的时辰,听见楼下窸窸窣窣的窃窃私语:

  “梯子在哪里?篮子呢?你拿的是什么?”

  “不必叫醒他们,我们自己去吧!”

  总是爸爸的声音,很沉着地指挥着,妈妈却不怎么说话,只是不断发出叹息和呻吟。她显然不太情愿.不知为什么。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虽不情愿,却不能不从命。

  大门碰地一声关上。

  我披上层楼,赶到窗边往街上看。

  空荡荡的街上,七十三岁的老爸爸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大木梯,膀子上还吊着一个小木凳;六十五岁的妈妈左手提个菜篮,右手挽着个大木桶。

  他们在街心站着,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说是哪一家呢?”爸爸问。

  “我不知道,”妈妈说,“同你讲等到女儿起来再问,你不肯,你——”

  “她说对面,就是对面嘛。我知道对面那一家有棵樱桃树。”

  “我的天哪,真是,这里哪一家没有一棵樱桃树啦.我问你,对面对面,是左手边的对面还是右手边的对面,你怎么知道?我问你。”妈妈的声调越来越高。

  “不会错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随手一指,开始向前移动脚步,“不会错啦!”

  “万一错了———”妈妈气急败坏起来,干脆开始往回走,“人家把你当贼看,看你怎么办!我不去,不去了!”

  抱着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犹豫起来。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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