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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第6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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