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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第4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

  “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年8月14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海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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