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赫尔滋夫妇

赫尔滋夫妇(1)

　　新加坡发生暴动那年，我住在惹兰勿刹的N旅店。

　　这是一家古老的旅店，楼高四层，二楼与三楼是旅店，用板壁分成十几个房间；四楼则是某业的俱乐部。俱乐部与旅店并不属于同一个机构。旅店的住客不能随便走上四楼的俱乐部去；俱乐部的会员也不会随便走到旅店来。

　　旅店的设备不但简陋，而且陈旧。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吊在天花板的电风扇。风扇年代已久，转动时，会发出卜洛卜洛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锅放在熊熊柴火上的清水因沸腾而溅起泡沫。

　　由于所有的房间都用板壁间隔，不必要的纠纷常常发生。单身男子抵受不了某种声音的引诱，半夜趴在板壁上偷窥邻房的动静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每个月总有一两次。

　　N旅店的设备既然如此简陋，营业当然不会合乎理想。不过，它已开设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因亏蚀而关闭。战后，新加坡日趋繁荣，现代化的旅店不少，像阿达菲酒店，像东海酒店，像大使酒店，像国泰酒店，像白沙酒店……都是第一流的酒店。照说，时代已不同，N旅店这样的古老旅店早该淘汰了；它却没有被淘汰。我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比别人容易找到解答。依我看来，它的存在有两个理由：（一）有些在歌台做工的艺人，生活极富流动性，从联邦来到星洲，或者从星洲前往联邦，少不免总要住几天旅店。大旅店租金贵，不是一般歌台艺人所能负担；小旅店太脏太杂，也不相宜。只有N旅店，不大不小，而且邻近游艺场，正是歌台艺人最理想的寄宿处。（二）N旅店与别的旅店不同，它欢迎长期住客。贪图茶水以及其他方便的单身汉或小家庭，都可以在这里长住。旅店方面对长期住客特别优待，大房每月房租叻币五十至六十不等，小房每月房租仅叻币三十至四十。

　　那时候，我在一家报馆工作，经常于深夜或凌晨回家，向别人租一个房间，很不方便，也不受欢迎。当地的同事们知道我是“新客”，就介绍我到N旅店去长住。在旅店做长期住客，起先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旅店是为旅客而设的，旅客应该像走马灯上的纸人那样，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过，日子一久，习惯成自然，倒也不觉得什么了。

　　N旅店的长期住客不算多，二楼有七八个，三楼也有七八个。我住在三楼，对于二楼的情形，并不清楚。

　　三楼的长期住客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体育教员。此人在一所中学教体育，独身单口，与我是同乡，谈得最为投机。至于其他住客虽然每天见面，却无来往。

　　在所有的长期住客中，最受我注意的，是一对外籍夫妇。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国人；也不知道那男的干什么营生。见面，有时点一下头，有时假装不见。

　　这一对外籍夫妇的外形很有趣，男的既瘦且长，像竹竿；女的既矮且胖，像木桶。当他们站在一起时，我常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在互相讽刺。

　　我刚搬去N旅店居住的时候，旅店的伙计就告诉我：这一对外籍夫妇已经欠了两三个月房租，常常吵架。

　　他们确是常常吵架的。有时候，当我从报馆做完工作回到旅店，别人睡得正酣，他们就吵起来了。两人的嗓音都提得很高，有如鸡啼一般，各不相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讲的是哪一国的语言。不过，从他们的生活情况看来，争吵的原因，多数与贫穷有关。

　　说他们贫穷，大概不会错。第一，N旅店的账房先生经常上来向他们追讨积欠的房租；第二，新加坡地处热带，衣着比较随便，他们却连干净的衣服也没有；第三，他们经常不吃早餐，中午与晚上，总是由男的从外边带一只长面包回来，和以滚水，分而食之。

　　凡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都不愿与这对外籍夫妇打交道，见到他们时，总会投以鄙视不屑的目光。

　　我与这位外籍瘦子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能够清楚记得这个日期，因为这是新加坡发生大暴动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一刻，直洛亚逸街福建会馆，前边，突然发生了暴乱事件，几个市民纷纷用木凳和石子袭击警察，情况混乱，警察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到了十一点左右，吉宁街有一个十二岁的华籍孩子被催泪弹击中，急召救伤车送院治疗，因为伤在要害，不治毙命。下午一点，一辆停在吉宁街附近的广告车被人纵火焚烧。不久，老巴刹的电油站也燃烧了。半小时过后，群众出现在吉宁街，用木棍石子作武器，与警察搏斗。警察开枪，群众散去。下午三点左右，牛车水一带情形更是混乱。暴乱情形如同野火一般，一下子燃遍整个狮城。警方利用直升机低飞，向各街道的群众投掷催泪弹。此时，巴爷礼峇新飞机场也发生暴乱了。

　　暴乱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惹兰勿刹一家理发店理发。刚修过面，就听到“丽的呼声”播出警方的宣布：

　　“……从今天下午六时半起，至明晨六时半止，全岛实施戒严。各色人等，在戒严期间必须留在户内，不准违令外出。否则，被警方逮捕后，可能被控，并判处三年徒刑；或无限额罚款；或两者兼施。任何人在戒严期间犯有纵火或掠劫之罪行时，可能被开枪射击。……”

　　听了这广播，催请理发师赶紧替我洗头吹风，然后走去邻近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品，捧回旅店。

　　这天晚上，当然不到报馆去做工了。夜色未合，新加坡已变成死市。吃晚饭的时候，我以罐头食品充饥。就在这时候，那个外籍瘦子走来了。他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

　　“晚安，我叫赫尔滋。”

　　我也顺着他的语气做了类似的自我介绍：“晚安，赫尔滋先生，请坐。我姓刘。”

　　他坐下了，脸上呈露抑郁的表情，眼睛里满是疑虑与失望，显示他的内心已陷于极大的困扰。他似乎很疲倦，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白得像抹过粉似的。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声调很低，有点发抖，“单是学生集中开会，还不能算是十分严重的事；现在，事情变了质，可能变成种族抵牾！”

　　其实，所谓“种族抵牾”，未免言之过早。赫尔滋是白种人，最怕这种可能性的形成。

　　“现在，当局已采取断然的措施，”我说，“相信此次骚动事件，不久就会平息。”

　　对于我的看法，赫尔滋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只是低着头，仿佛一朵枯萎了的蒲公英。经过一番噤默后，期期艾艾说出这么几句：

　　“我……我听到戒严的广播后，匆匆赶……赶回来，什……什么东西也没有买。现……现在戒严了，不……不能出街。不知道你……你有余剩的食物吗？”

　　辨出他的来意后，立刻拿了两罐罐头食品给他。他将罐头食品接了过去，感动得流了眼泪。当他走出房门之前，他一边用衣袖拭干泪眼，一边做了这样的诺言：

　　“明天紧急戒严解除后，我一定到外边去买两罐罐头食品还给你。”

　　我笑笑。他疾步回入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赫尔滋一早就出街。我走去报馆看看。在报馆里，我听到两个消息：（一）警察当局于凌晨时分逮捕了几百个人；（二）当局的戒严令将于下午四时开始生效。

　　下午三点，我从报馆回到N旅店，看见赫尔滋垂头丧气地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当他见到我时，他邀我坐下。他对于种族抵牾仍有过分的忧虑，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只是没有提到那两罐罐头食品的事。他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但咬字不准。我断定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当我称赞他的英语讲得流利时，他脸上立刻浮起自得的笑意。他说他除了英国话外，还会讲法国话、德国话、西班牙话与俄国话。

　　“你是一个人才。”我说。

　　他叹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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