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人生给我们一片乐土

给我们一片乐土

　　曾在海外读过这么一则国内的新闻：

　　“一户拥有两层楼的人家，楼下遭了小偷，主人便将下面的窗子全装设铁栅，但是才装好没多久，小偷竟然攀着楼下的铁栅，上了二楼，又偷去不少财物。

　　无奈的屋主，只好把楼上也设了铁栅窗。岂知不久之后，半夜屋中失火，一家人因为铁栅的阻挡，未能及时逃出，全葬身在火窟。”

　　看完这则新闻，我立即有个感触“是谁害死这一家人？是小偷？是屋主自己？抑或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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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那八十岁的老母归国，虽然旅美近十年，对于国内的气候、食物，居然都还能适应，只有一点不对劲，就是咳嗽加重，甚至后来引起了肺炎。

　　众亲友痛定思痛，检讨之后的结论，是老太太讲话太多，又太大声，而当我建议她老人家声量放小一点时，她居然回答：

　　“亲戚们老带我出去吃忽，席间那有不讲话的道理，而说话总要对方听得到才行，地方吵，只好使劲地喊！”

　　听完她老人家的话，我也有个感触：是谁害她咳嗽加重？是亲戚？是她自己？抑或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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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归国，在台北某处，看到两个有趣的画面：

　　一个窄窄的楼梯门，对街而开，想必楼上有不少公司、行号，或特殊的营业，为了招揽顾客，纷纷将五光十色的招牌，挂在楼梯口的上方，由骑楼屋顶，一个接着一个，越挂越下来，最后进出其中的人，除了矮个子，人人都得弯腰低头。

　　至于我住的大楼，楼上楼下不知开了多少商店、餐馆，不但招牌一个比一个“凸出，而且从大门内，摆到门口，最后居然放到了马路的慢车道上。

　　见到这两个画面，我也有一番感触：

　　如果有一天什么人不小心出入楼梯，撞了头，或骑车撞到那厚重的大招牌，进了医院，甚至送了命，该怪谁？

　　怪招牌？怪他自己不小心，还是怪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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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高中时代，有一大到台北市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我印象非常清楚，片名是“西部开拓史”，而我记得更清楚的则是——我居然从头到尾，站着看完电影！

　　不知是否戏院的座位斜度不够，当天又客满，前面的观众有些将书本垫在椅子上坐着，再后面的人蹲着，更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到后来，则半场以上的人全站了起来，不但站到椅子上，甚至两脚站在把手上。

　　而我最能确定的是：绝大多数的人，没能真正欣赏到这部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所幸当天没人从椅于上摔下来受伤，否则该怪谁呢？怪电影院？怪自己？还是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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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中的那场电影，到现在，已经足足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间的台湾社会，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一再地引起我感喟。

　　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在漂亮的大楼，落成的喜庆鞭炮中，便叮叮当当地开始钉铁窗、挂招牌、建违章？

　　为什么我们的餐馆中，总是吵吵闹闹地，似乎人人在比中气、练“狮子吼”的功夫？

　　难道如果有一天全国人民，都将铁窗拆下，小偷就会突然增多？

　　难道改成像世界一流城市街道，只在门厅或橱窗、雨篷上做小小的招示，大家的生意，就会一落千丈？

　　难道西方餐馆中低声交谈的人，会听不到对方说什么？只是上唇碰下唇地演哑剧？抑或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闲适与优雅？

　　问题是，当人人都装了铁窗时，你能不装吗？

　　当人人都拉大喉咙时，你能不喊吗？

　　当人人都招牌比大时，你能只悄俏地挂出一小片吗？

　　如同二十四年前，当人人都站起时，我能不站吗？

　　进一步想！

　　难道我们就这样“恶性”地“比”下去，留给子子孙孙一个只知争逐，不知约束；只有强权，而乏公理。虽知真理、却无公义的社会吗？

　　威廉荷顿曾经演过一部片子，其中有位电视新闻主播发了疯，某日冲动地对观众说：

　　“如果你对住在火柴盒的屋子里，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任外面罪恶繁衍的社会无法忍受，请你现在打开窗子，对外面大声地喊：‘我受不了了！|”

　　在电影中，满城的人们，都拉开了窗子，发出他们心中的怨气和怒吼。

　　请问，我们是不是也该有这么一天，约个时间，告诉那些自以为不守法可以占便宜的人：

　　这社会仍有正义的吼声！

　　我们要留给自己和子子孙孙，一片干净。安宁而祥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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