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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事情发生才两个月,参与解雇七名旅行室雇员的白宫顾问,也是克林顿童年好友的弗斯特,突然在白宫开抢自杀。尽管从他的遗言和种种迹象看,都显示他是因为承受不了紧张和压力,厌倦生活而弃世的。可是,就算弗斯特的死因确是如白宫所宣布的那样,他至少是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他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能让人不起疑吗?胆小的猜测弗斯特是因为参与某个阴谋“畏罪自杀”,胆大的干脆怀疑他是让白宫给“干掉了”。顿时乱作一团。

  白宫顾问弗斯特的死,给本来就很有争议的白宫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罩上了一层几乎是凄凄惨惨的疑云。尽管当时有关那些旅行室雇员的行为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大家已经倾向于从“白宫阴谋”,或者至少是“白宫滥用权力”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件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报纸上成了“旅行门”。这时,距克林顿上台刚刚还不到半年。

  这个时候,克林顿的白宫一方面竭力澄清弗斯特的自杀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与白宫的各项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宣称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主任戴尔有盗用公款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已经猜到下一步会怎么样了。是的,就象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一样,终于引发了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和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下的联邦调查局,也同时对七名前旅行办公室雇员进行了各种刑事调查。行政分支下的国税局也开始对他们以前的工作进行稽核。这七名前白宫雇员,不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进入了一生中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原先虽说是在白宫上班,可是,实际上都远在政治圈之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他们都过着普通美国人的非常平静和简单的生活。现在,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杆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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