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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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