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25)_林达

二五

　　这名律师直直地就奔向了最高法院。为什么他一告就告到最高法院呢？这算个什么司法程序呢？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个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授予最高法院一个额外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也许，这是1789年国会对于实行“司法制约行政”所作的一个尝试吧。

　　既然这条法律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有权直接强制新的国务卿送出那张任命书。所以，玛勃利的律师当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来了。但是，不知你是否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第十三条”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却没有解决一个“怎么强制”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只有那几个大法官，既无行政分支所拥有的兵权，又没有立法分支所拥有的财权。也就是说，如果大法官真的发出强制令的话，万一行政分支不服从，那时，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强迫它执行，也不能以切断行政分支的开支相威胁，他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强制令的执行呢？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时时想到，这是发生在两百年之前。在美国，那还是一个颇为“蛮荒”的时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国西部电影就可以有个大致印象了。更何况，这时连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个刚刚找到一个临时小办公室的最高法院，还显得弱不禁风。它还没有多少如现代美国的法律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在当时的美国，远没有建立起今天这样的权威性。因此，在它的权威建立之前，就一下子和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碰僵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个还没成熟的少年与两个壮汉的对峙，形势十分紧张。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电视，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所以老百姓还不可能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首都华盛顿，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这个案子吸引过来。

　　更何况，这个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告的是新国务卿压下了老国务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国务卿偏偏又担任了审这个案子的大法官。还有比这个更有好戏可看的吗？我却常常想，这事正巧是发生在建国初期，才给了人们一个看好戏的机会，若是发生在今天，没准法院一接这案子，马歇尔这样的“当事人”就该回避了。

　　可这是在两百年前，还没那么地道的规矩。案子就是落在马歇尔手里了。可是，他该怎么处理为好呢？

　　马歇尔如果对这个不予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活像是在十字路口主动畏缩退让的少年，今后出门也休想再抬起头来了。如果他发出强制令，行政分支不予理睬，这就象那个少年对着壮汉大喝一声“让开”之后，壮汉纹丝不动，他仅仅是白吆喝了一声，除了会引起围观者的一阵哄笑，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不论发生的是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种，都会与马歇尔强化司法的理想背道而驰。这可真是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的时候。

　　马歇尔的第一个动作，只是给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了一份通知，代表最高法院要求现任国务卿陈述理由：为什么不应该给你发个强制令，迫使你送出玛勃利的任命书。这份通知，就象是这个少年主动站到了十字路口，华盛顿的“观众们”立即象过了电一样感到十分刺激，纷纷“围了上来”。

　　也许，马歇尔的这一举动是想在不示弱的前提下，先拖一段时间。也许，他还希望就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对于政府权力的一场讨论，让人们有机会对其司法分支和其它两个分支之间关系作一个反思。结果，这一举动首先是引来了一批人对他的围攻谩骂。指责马歇尔是恶意攻击国务卿。同时，国会果然引起了一次次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正是司法分支的独立和权力到底应该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正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困难和关键的时刻。定下一个大原则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丧失了对于一个原则的分寸和度的把握，很可能同时就丧失了这个原则本身。

　　照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政府的行政分支，与国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司法分支的权限和独立性问题，一直是国会关注的议题。这个的案子又一次引起了国会对于老问题的讨论，而且国会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不少议员认为马歇尔主持的最高法院管过了头，主张推翻有关司法改革的“1801年司法法案”，“把大法官们送回他们的巡回职责中去，使他们没有机会出来误导。”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的，一个在独立战争中致残的老兵，当时的纽约州州长莫利斯，吃力地撑着他的木腿，神情激动地告诫大家，必须给予司法分支足够的独立性，使之有能力制约立法和行政分支。他尤其指出了对于立法分支监督的重要性，“以防止一些违宪的法律损害宪法。”他在最后几乎是嚷着向在场的议员宣称“你们如果撕去了这份宪法，你们将永无机会再得到另外一份！”

　　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这样，没有一个观点是在当时就能够一锤定音的。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去对一切作出再判定。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沧桑，星换斗移，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这时，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

　　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够逃脱得了这样一种历史的检验。其关键不仅仅在于政府论坛历史记录的准确和保存，还在于这些记录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因为他是总统，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英雄，就在历史档案中，隐去或者修改不利于他的形象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发言，甚至连封存某个部分，想贴上“不得查阅”的标签，都是做不到的。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投票结果之外，也是由所有的大法官，不论对判决持肯定意见的，还是对判决持否定意见的，分别写下一段他的观点，陈述他表决的理由。然后，存档备查。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到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因此，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

　　例如，在我们参观最高法院陈列室的时候，那里有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历史的录像片。该片强调地提到，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作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即使当黑人已经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们也无法享有任何宪法权利。这个判决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之一，也成为在今天人们回顾美国司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可以风云一时，权倾一时，但是，他们无法不感觉到历史老人正非常耐心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看和等候着他们。等着浮华和渲染褪去，等着真实渐渐地裸露，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会更审慎和负责任一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上，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损的碑上。

　　但是，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承认世界上确有“历史局限性”这么一回事。因此，也就能够以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人物，以平静的心情对待历史事件，不给古人扣现代大帽子。我们此后还会不断遇到“历史局限”这样一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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